承认与抵制：我国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的扎根理论研究

（二）制度性抵制：制度规约中的“难作为”

在校长们的常规性抵制外，存在着一种更为公开、激烈的反抗形式——制度性抵制，这种形式将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的责任转移为体制因素，即规范体制成为学校多样化实践的阻滞力量，其后果是人的发展服膺于学校管理，人的多样性可能消解于体制的规范性运营中。在本研究中主要表现为对普通高中办学自主权的诉求与对现行高考制度的百般无奈。

曾供职于省四星级中学，后因需要被调往现今学校工作的K省B校长（省三星级高中）在访谈中多次表示，由于任职学校属于省属高中，“省里约束太多”，“学校可选择的东西很少”，在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上，多是省里统一部署、整体推进，学校缺乏按照自身特色、步伐办学的自主权。自主空间与活力受限，使他深刻体认到学校办学自主权的重要性。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实质是学校作为法人单位与办学主体拥有发展的自主与自由，也就意味着教育行政部门权力的相对撤出，实现由管理向服务的定位转型。深化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一直是教育政策的重要议题，此处校长们释放的信息是，学校办学自主权尚未成为有利于多样化发展的制度环境。该省C校长同样指出，“在办学特色上，似乎体制上没阻力，校长有自主权，但要说真正的自主权是没有的。”这实际上是将学校多样化发展的“不作为”推卸给了当地教育行政部门，以制度性权力对抗制度。我们不难看出，在制度性抵制结构中，学校多样化发展的根本逻辑尚未触及学生自由全面发展这一关键环节，这种结构性解释的基本内核是权力——学校与教育体制间的博弈，学生发展的生命立场与教育学的终极关怀退隐不见。这构成了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语境中校长们“规范性”“教育性”承认与“制度性抵制”间的对举张力。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制度与人构成了所有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主要矛盾，而校长们对其的处理明显力不从心。

高考几乎成为所有校长指认的阻碍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的“罪魁祸首”。他们认为，高考制度决定了学校做什么事有意义、做什么事无意义。而在高考这一终极指挥棒下，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就缺乏意义，至少“并不像国家想象的意义那么大”，在“骨感”的高考现实面前，学生个性化发展只能是教育“理想”、被褫夺现实性的“美梦”。而校长们已然停止向教育想象靠近，转而对高考投票。P省B校长认为，小学阶段孩子的培养可以多途径、特色化，因为重在让学生增长见识，而高中只有短短三年的时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没有时间去“折腾”。所以做校长的要明白“什么是正事”“什么不是正事”。

“做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好好去学习……我觉得喊是喊，咱心里得有个数。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

校长们认为，政府在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中所表现出的“两面性”也是限制特色化办学的因素，即一面呼吁学校多样化发展，一面仍以高考升学率作为学校各项考核的主要指标。所以，K省C校长在访谈中强调，“不管学校如何服务于学生成才成长的多样化需要，但同时必须让高考有一个充分好的结果，光顾着建特色了，最后学生上大学都费劲，教育就是失败的。”另外，有校长认为，省里之所以存在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推进困难，原因还在于“高校在这块儿没动作”，缺乏有效衔接。我们注意到，高考的功能定向几乎成为校长工作的核心指南，因此，我们提到国家正在开展高考制度改革，探索新高考方案。但校长们貌似对新高考并无好感，认为它只不过“玩了一些拼盘游戏”，在之前制度上没有实质性的推进，反而“给学校办学带来了更多负担”，还会“陷入混乱”。

至此，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所遭遇的“承认”与“抵制”交互的复杂生态便显现出来，它既是一个案例的立体呈现，亦是一种镜像式的普遍景观。而其背后的社会制约、规范束缚、改革惰性等深层变量也已“若隐若现”。

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是：校长们对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表现出“承认”与“抵制”的非对称结构。也就是说，作为“公开文本”的规范在校长们那里仅获得了一般承认，而在他们对多样化的抵制中却被接受为有力武器，特别是高考制度更成为校长们强烈抵制的依托。这实际关涉校长个人知识、教育信念、政策理解等因素在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中的中介效应。而最为根本的，则是“管理”与“育人”这一基本逻辑的矛盾对驰。

四、反思的维度：基于教育政策的视角

造成校长们对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承认”与“抵制”叠加之困的原因有很多，也不乏应对路径。本文无意提供一种看似周全的一般性解决方案，仅基于教育学的政策立场提出些许反思性建议。

（一）重审政策制定：垂直与水平互联

本研究中的校长们虽然扮演着“承认”与“抵制”的双重角色，但也不失为合格的政策执行者。事实上，所有的公共政策问题都是由一系列社会需求所造成的，这些需求必须同时被考虑，但又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排斥的。校长们不仅被动地接受政策权威的指示和命令，还要积极应对来自家长、社会的直接压力和诉求，只不过，他们选择了“忠实于教育本心”，或者屈服于高考。因此，在高考这一终极目标指挥下，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究竟何去何从，这是所有人需要慎重思考与回答的问题。特别是对政策制定者而言，是否需要在逻辑深耕与互联中重申H.K.科尔巴（H.K.Colebatch）奇所提出的“垂直的维度”与“水平的维度”，深入认识政策负载价值的来源、种类、权重，以及分配的意图与效果，重新审视、更新、调整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的定位、要求与路径，在保证政策目标明确性与执行统一性的同时，兼顾、平衡各方政策参与者的利益诉求。与此同时，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的政策考虑应该触及更为深层的教育逻辑，只有复归教育成人这一根本逻辑，教育政策才能获得其本源性理论滋养与实践支持，从而拒绝学校发展中的生命空场与政策异化。

（二）注重政策理解：认知与实践同构

与传统教育政策学注重对政策制定、实施与评估的结构性理解不同，本文得出的最重要的启示是：如果说“政策问题总是实践性问题而不是理论性问题”的话，为了更好地推进普通高中多样化建设，应该注重政策执行者对政策的理解，并且探查其背后的教育意图与认知裂隙。政策理解作为一种理论活动，其本身的实践性与其作为实践的前提性问题同样重要，进言之，我们应该关注到政策执行者在政策文本与实践中的中介作用。

虽然我们难逃约翰·A.科德（JohnA. Codd）所告诫的“对任何一个文本来说，读者的多元性必然产生文本解释的多元性”的命运，即政策根本是运用复杂方式进行编码与解码的一套陈述，但这仍然说明了政策理解的必要性。对于政策执行者来说，特别是对作为“关键人物”的校长们而言，当他们“在自己的地盘里悄悄地再造政策并解决法律和道德的冲突时，政策意图则随着管理者遵循他们自己‘假设的世界’的规则而被破坏”，或者只是偏执于自我教育价值观的个人写意。本研究中的校长们正是通过对政策的重新写意来开展“抵制行动”的。由此带出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推进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政策执行者缺乏足够有效的政策理解。我们发现，一线校长（特别是教师）对我国诸多教育政策、方针的理解极其有限。当他们对教育政策的价值、内涵等理解不足时，其实践效果可想而知。与此同时，校长们的政策理解可能影响其教育理念。因此，未来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需要做好政策理解工作：政策制定者必须充分考虑并阐发其价值；组织垂直与水平相结合的集体学习，鼓励基于政策的平等、自由的辩论和对话；注重政策执行基层单位对政策的讨论与宣传，关注一线校长对政策的解读，提升教育学涵养；加强政策理解的社会扩散，以减少政策执行的社会阻力；关注政策理解的教育逻辑，明晰学校多样化发展的深层动因，等等。另外，政策理解也要求关注“政策活动者的情境解释、论点提出、论点回应、叙事的阐释和质疑”，以挖掘和解释语言背后的意识形态、权力结构、个人偏好乃至教育观念，保持政策理解全主体、全方位、全过程纠偏。

（三）重视政策执行：过程与结果并重

本文同样启示我们需要关注政策执行。政策制定与政策理解在于提供尽可能好的政策实践的操作性框架，但政策效能的实现则有赖于政策执行，其过程本身意味着某种可能的政策结果。校长们之所以披着“承认”的外衣“抵制”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政策执行的不及时、不到位、不彻底也是其原因之一。因此，基于一种全面而丰富的目的论观照未来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需要通过注重绩效过程性评估、建立执行督导责任制等方式推进落实。

（作者：邹红军，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东北师范大学分中心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