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战争：撕裂者和抗争者

美国俄亥俄州阿克伦市（Akron, Ohio），是NBA球星勒布朗·詹姆斯的故乡。

这是一个位于铁锈带的普通美国小城，詹姆斯在回忆故乡时，总会提到无处不在的枪支、毒品和暴力事件，像他这样凭借体育天赋逃离的极少，大部分孩子都只能接受贫民窟糟糕的公立教育。因此，生活在这里的单身黑人母亲波拉（Kelley Williams-Bolar）为了两个女儿，决定铤而走险。

2006年8月，波拉在给女儿申请学校时，将地址登记在孩子外公所居住的中产社区，女儿因此得以进入白人为主的当地名校。由于学校经费大都由社区纳税提供，因此对“教育移民”严防死守。学校私下雇佣了一名私人侦探，拍下了她从贫民区接送女儿的照片，波拉的谎言最终被戳破。

学校周围居民愤怒了，纷纷指责波拉是小偷。2011年1月，学校以教育盗窃为由起诉波拉，后者被判刑事重罪，并被要求支付学校30500美元的学费。

波拉事件在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社会针对教育公平的讨论顿时沸反盈天。在舆论压力下，波拉入狱九天后被释放。但她的父亲依然被指控伪造纪录罪，房子也被收押，最终因病死在监狱的医院里。家破人亡的波拉既悲伤，又愤怒：凭什么自己的孩子就不能跟中产白人一样，到更好的学校读书？

大洋彼岸的中国，部分家长正在面对着同样的问题。

2018年8月16日，一道铁皮门悄然出现在百年名校苏州勤惜小学的校园里。半个月后，随着小学开学，这道铁门被冠以新的名字——隔离门。这道门隔离的是将在勤惜小学借用场地的800名小学生，他们本是隔壁立新小学的学生。由于校舍被腾退，勤惜小学成为他们的暂居之地。

隔离门的两端，一面是400名本地学生，他们的家长大都花费高价购买了学区房，自然反对“蹭学”；另一面是800名外来工随迁子女，父母多是普通打工者。校方建设铁皮门的目的，原本是为了保证两所学校的相互独立，但 “隔离”一词挑动舆论敏感的神经，立即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

关于隔离门的讨论，有人认为家长花高价才买到的教育资源被侵占了；有人则强调隔离门带有歧视性质，有辱教育公平。舆论哗然的背后，是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热度褪去后，什么也没改变。

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教育公平都是最能撩拨焦虑的琴弦。避免教育资源与财富权力画上等号，是社会良知的底线，但通过垄断教育资源来固化阶级的尝试，又从未停止过。对抗教育分层，是让中美两个超级大国都感到棘手的话题，如何打破那道隐形的墙，某种程度上将决定两个国家的未来。

尽管各自的路径不同，但大洋两岸需要对付的现实却是一样的：人们不是反对特权，而是反对自己没有特权。

一、 撕裂：教育资源的世袭罔替

1992年，两位教育工作者莱文（Dave Levin）和芬博格（Mike Feinberg）对一个结论达成了共识：在美国，没有人真正在乎底层的孩子。

他们报名参加了为期两年的 “为美国而教”（Teach for America）支教项目，经历走形式般的面试后，分别被休斯顿地区的两所以非裔和墨西哥裔学生为主的公立小学录取。在此之前，出生于中产富裕家庭的莱文和芬博格刚刚从常青藤大学毕业，对底层的公立教育一无所知。

迎接他们的是一个与上流社会截然不同的美国教育，教师可以为了一通私人电话，随意离开课堂长达15分钟。学校也可以为了完成教育局指派的“每个种族学生的考试及格率不得低于75%”指标，直接取消学生参加考试的资格（后来莱文拒绝这么做后，被学校以“不服从学校规定”的理由解雇）。

当一年后芬博格将自己的学生以不错的成绩送入普通社区内的初中，学生们回馈给他的是更令人绝望的现实。他们打电话告诉芬博格：有的女同学开始约会了，有的男同学在学校餐厅被打了，有的人根本就不到学校了。挂电话前，他们说，“芬博格先生，这些老师不像你这样。”

那些初中老师的确不一样，他们一边用古怪的神情打量前来学校了解学生情况的莱文和芬博格，一边敷衍回应“他们学的还行”。这一刻，莱和芬才真正意识到，他们对学生的所有努力就像是在海滩上费心建立的沙堡，一不留神，小小的海浪或者无知的游客就能轻易将沙堡摧毁。

他们所经历的不过是美国底层教育的冰山一角。在平均100所公立学校中，只有1所能称得上“明星学校”。超过40%学生无法毕业的学校，被称为“辍学工厂”，而在美国近3万所公立高中里，“辍学工厂”超过2000所；这种学校里9年级高中生的阅读水平只相当于名校的1-3年级[4]。

落后散漫的学校，敷衍塞责的教师，无知妄作的学生，共同组成了美国底层公立教育日益绝望般的现实。

学区制是美国基础教育的基石，85%的学生在出身学区内的公立学校就读。公立教育的经费除了少量联邦政府的补贴外，主要由州政府的拨款和社区居民的财产税提供。富裕的州政府还会为学区提供额外的费用，比如加州即规定地方彩票的40%收入纳入学区教育经费。

就近入学的学区制曾经为美国基础教育普及立下汗马功劳，但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私立学校和好的公立学校大多扎堆在富人区。教育资源正在日益走向世袭罔替，父母的背景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后代的发展。美国高中和大学更多元化的选拔机制，亦更加巩固了教育分层的堡垒。

1983年4月，美国教育部发布了一条有些怂人听闻消息：国家正处在危险之中。他们发现，全国竟然有230万成年人相当于半文盲，还有13%的17岁青年正在成为半文盲，并且这个比例将会达到40% [1]。而更大的背景是：前10%富人掌控了美国65%的资产，贫富差距逼近大萧条之前 [2]。

两年的支教体验，让莱文和芬博格彻底看清了美国底层教育的绝望现状，而“为美国而教”的支教模式，更像是一群不食人间烟火的年轻人到此一游，他们攒够了履历上的漂亮经历之后，拍拍屁股走人。可想而知，当这些有为青年完成2年的教学计划离开后，那些学生将再度陷入泥沼。

莱文和芬博格决定自立门户，亲自下场创办了一所能够改变寒门学子命运的学校，他们给学校取了一个颇世俗的名字：KIPP（Knowledge Is Power Program）。

这句话并非取自哲学家培根的经典名言，而是来自一首黑人女教师自创的歌谣。歌谣旋律简单，意义明确：“你得读书，宝贝，读书。你读得越多，你就知道得越多。因为知识就是力量，力量就是金钱，我想要它。” 这首歌日后也成为KIPP的洗脑歌，几乎每一个学生都要会唱。

两个年轻的美国小伙就像唐吉诃德一般，向教育分层的风车发起了挑战，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教育的现状又是怎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