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正在面临西方的知识围堵

图源：南方Plus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智库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很重要的。刚才主持人说深圳的发展进入一个黄金时期，智库的发展也要赶上。的确如此。智库跟思想、智慧、知识有关系，思想肯定是要由不同的观点碰撞而生的。我一直在做智库和政策研究，今天想扮演一个智库的批评者，要反思我们如何办好智库。这种反思对未来的智库建设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中国正在面临西方的知识围堵

今天，我们正面临着国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确实很重要，尤其是中美关系的变化。现在大家都在说美国在经济贸易上跟中国搞脱钩，全方位围堵中国，在政治、经济、技术、军事等等方面围堵中国。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甚至更为重要的“围堵”，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知识界对中国的知识围堵。这方面，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确实还是非常严峻的。我们一直说毛泽东解决了“挨打”的问题，邓小平解决了“挨饿”的问题，现在我们面临全面的“挨骂”问题，天天都在面临这个问题。大家应该都注意到了，最近西方尤其是美国利用新疆问题、宗教和民族问题诋毁和妖魔化中国，这对中国国际形象损害是非常大的。反华力量希望借此使越来越多国家的政治人物、社会组织参与抵制中国的冬奥会。欧盟也已经推迟表决中欧投资协定。台湾问题上，西方一些国家纷纷试图把台湾塑造成一个民主的形象，企图用“民主台湾”的名义让台湾成为一个实际上的主权体。所以方方面面都是针对着中国的围堵。

在去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我们从武汉封城、湖北封省，很快就将疫情控制下来，控制下来以后我们复工复产，并且给很多国家提供医疗物资，到现在为止我们对将近20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医疗物资。习近平总书记也早就许诺我们研究的疫苗成为国际公共品，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尽管西方污蔑我们是搞“疫苗外交”，但我们强调的是“人道主义外交”，对此很多国家都是非常正面的反应。但是，现在中国跟西方之间互相叫骂、互相妖魔化，各种民调都显示中西方各自的软力量都在下降，美国的软力量在下降，中国的软力量下降得更快。新冠疫情以来我们行动上做得非常好，但言论上做得不够好，我把这种现象概括为“得在行上、失在言上”。我们辛辛苦苦从行动上得来的分都在这种互相对骂和妖魔化中被抹掉了。

我们还是要跟西方对话，而不是互相妖魔化、互相叫骂。在话语方面，我们还有太多的短板，没有任何优势跟西方互相叫骂。我们的骂只能骂给自己人听，西方人听不到；听到的那些反而成为西方更进一步妖魔化中国的根据。现在还是要谦虚向人家学习如何做话语的时候。我们现在很多人骄傲起来，以为可以骂出成效来。很多人错误理解习总书记的话，习总书记说我们可以“平视世界”。“平视世界”的意思是说我们跟其他国家可以平等对话，不要那么卑躬屈膝，没有自信心。但“平视世界”是并不妨碍我们继续向人家学习。西方围绕新疆问题骂我们，想把整个西方团结起来围堵中国；我们没有搞清楚背后是什么，简单地对骂，被西方牵着鼻子走。美国和西方人把早些年穆斯林和西方世界的矛盾成功地转移到穆斯林跟中国的矛盾，把西方的舆论焦点完全转移到中国。我们媒体的表达形式很多方面远远超过西方，硬件也是，但是为什么我们媒体走不出去呢？因为我们媒体背后没有一套人家可以接受的知识体系来支撑；如果没有这套知识体系，光靠技术手段，我们的媒体永远做不大、做不强。我们要思考这些问题，中国的智库要思考这些问题，要在和西方的对话中做好、做大、做强我们的话语权。

二、中国智库的现状

我们现在所说的智库，或者包括更广的研究领域，我将其分成三种类型。

一种比较明显的，体制内的智库叫论证派。政策论证是很需要的，无论是中央的、地方政府的政策，都需要有人论证。对于一些政府的决策，论证正确的，需要及时地总结经验，而对于一些的决策，论证存在质疑的，需要及时反馈，并提出建设性的建议。但论证派有它的局限性。中国如果跟美国或者西方主要国家比较一下，我们的决策机制跟其他国家不一样。在我们国家，决策者也往往是政策研究者，或者决策者跟政策研究是同一个体系。西方的决策论证和政策决策研究大都是分离的，决策者基本上不做政策研究，政策研究不做决策，他们强调的是“政策市场”或者“思想市场”，决策者到“政策市场”或者“思想市场”上去“采购”政策。也就是说政策市场跟我们买菜一样，喜欢吃哪种菜就买哪种菜，采购就行了。美国政府从里根开始就是从“思想市场”、“政策市场”里去采购政策，因此这个“政策市场”非常发达，而基本上每一届的“政策采购”都是相当成功的。这种情况也说明了智库在美国的重要性。特朗普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武断专制，忽视了美国的“政策市场”，什么都是自己说了算。

第二种是比较少数的批评派或者骂派。这一类机构或者个人对政府的很多行为都在进行批评，甚至是毫无道理地批评。不过，毫无道理地批评现在也没有市场了，现在是非常少数派，甚至是极个别的现象。不过，现在产生了一个新的“骂派”，即和西方的对骂。有一部分人简单地认为，只有对骂才可以生产出中国的话语权。西方毫无道理地骂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骂回去？心情合情合理，但话语权可以通过骂而产生的想法是大错特错的。话语权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单纯靠骂就能做出来的。单纯的骂而没有提出有建设性的想法和意见，不管其出发点怎样，都是不值得提倡的。我们还是要回归基本事实、基本科学，回归理性，不能回归这三点就不要做智库了。美国西方不顾事实地攻击我们，我们不能接受；同样，我们在没有照顾到基本事实的情况下，回击美国西方，他们也不接受。在美国西方越脱离基本事实的情况下，我们越要坚守基本事实。

现在极端民粹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的声音在社会上很红，但是这些人要不就是“高级黑”，要不就是“低级红”，除了赚取一些流量之外，最后都是害了自己的祖国。高调叫唤的人很红，流量会很高。但做智库的人不要去看流量，一看流量就会完蛋。我跟在做智库做研究的同仁说，如果要寻找流量的话，就赶紧离开，我们不搞流量，搞流量绝对不会有任何好下场。智库不能老想着怎么产生影响力，只要我们能做出实实在在的研究，实事求是，自然就会有影响。只要你说的是真话，接近事实，即使不能被马上认同，最后还是会有影响的；即使没有产生现实的影响力，但作为历史事实的陈述而存在，也是有意义的。因此，影响力只是一个副产品，而不是一个智库应当追求的东西。

第三种，除了论证派和批评派（骂派）之外，还有一支是规模庞大的学院派。学院派就是规规矩矩做学问。但对学院派在构建中国知识体系方面的作用也不能太乐观。中国目前有大量会写文章的人，但缺乏有真正的思考，思想基本上还是处于西方殖民地的状态，很多人连怎么思考中国问题都不知道。中国早就是一个论文大国了，现在用各种语言发表的文章的量越来越多，但是思想越来越缺乏，人们研究得越多知道得就越少。有很多学者的指导思想都是西方的，还研究没有找到真正的中国命题。最不满意的一种现象是，现在中国很多学者（包括留学生）在很多西方顶尖的刊物发表文章，但基本上，正标题都是西方的命题，再加上一个副标题，诸如“来自中国的证据”。这样的文章只是在论证西方的命题，而没有思考解决中国的命题。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利用数学和技术好的优势，一到西方就只能做非常微观的研究，所以发表文章的思想性越来越少。前几天袁隆平先生逝世，他能够“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做研究首先要有思考能力，尤其是做智库的人，还是要面对实际问题，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三、中国的知识体系重建

无论是智库也好，学术界也好，我们现在吃亏的地方，在于缺少完整的中国知识体系。比如前面所提到的，我们媒体的表达形式很多方面远远超过西方，尤其是硬件，但是为什么我们媒体走不出去呢？因为我们媒体背后没有一套人家可以接受的知识体系来支撑，如果没有这套知识体系，我觉得中国的媒体永远做不大、做不强。中国目前已经有大量的智库，但有些还是“有库没智”。在西方，比如说基辛格先生，他基本上没有库或者库太小，但即便如此，他也是一个智库。智库需要智，智在前面，库在后面，我们不要把大量的钱都弄在造库上。大量的钱花到了搞机构，到了要发展智，就没有钱和精力了。

从国内的发展来说，也是面临知识短缺的问题。我们下一步怎么做？我们一直强调要有知识体系的指导，没有知识体系的指导，下一步会走得更辛苦，甚至会走错。这套知识体系如何构建？实际上，我们的实践还是很丰富、做的很成功的。但是为什么那么丰富的实践到了我们的理论、到了我们的思想方面就变得那么贫乏贫穷了呢？我们需要思考，如果我们不能把丰富的实践提升成为概念、理论、思想的话，就很难构建真正有用的知识体系，也很难总结以前怎么过来的经验来指导未来的实践。

中国几千年的实践很丰富，近代以来的变迁、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深圳从40年以前的一个小渔村和小镇发展到今天这样，所有这些都是非常成功的实践。现在深圳还没有一本好的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来总结深圳经验的书，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总结深圳成功的经济学，政治学，或者社会学。深圳的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政商关系、中央地方关系、体制改革的演变、开放历程等等，这些都需要学理化、概念化。去年深圳40周年，大家拿出一个外国人写的东西来叫好。这本书不是不好，但这些小故事成不了理论。作为外国人来观察深圳的变化挺好的，但这还不是社会科学。我们的实践真的很丰富，但我们的理论研究落后于中国的实践至少半个世纪。在大部分学者还没有找到中国命题的情况下，就很难构建中国的知识体系，提升中国的软力量。

要改变这种现象，智库要扮演一个特殊的作用，因为较之大学，智库跟实践更紧紧结合。从知识体体系的角度看，60年代以后西方就没有出过社会科学大家，07-08年发生了世界金融危机，但这场危机都没有催生一部好的作品，《21世纪资本论》算是一部好作品，但比起以前马克思等大家的著作差远了。美国和西方的大学的研究被资本所控制，什么能够研究，什么不能够研究，资本说了算。在美国，你如果要研究中国共产党，没人会给你资助的，但如果研究中国的民主、中国的NGO、社会抗议那些属于西方命题的课题，那就容易申请到基金资助。所以去看看政治学里面，计算一下80年代到现在有多少篇文章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有多少篇是讲社会抗议的。指出这一点就是想强调，研究中国还是需要依靠中国学者本身。很难想象依靠西方学者中国能够建设自己的社会科学。

美国的智库有一点做得好。美国很多学者成名之后会往智库跑，为国家服务，甚至出任政府官员，真正“学而优则仕”。所以，智库是美国一个跟实践相结合的平台，在国家政策的研究和形成过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也可以考虑，如果要建设好智库，应该考虑与大学相对区分开来，与实践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我们做智库毕竟是比较新近的事情，没有多大的历史包袱，设计得好，可以有更高的起点。希望我们的智库能经常交流，把智库这个事情做好。

（作者：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