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勇：迎接教育创新的新时代

1985年的那场教育体制改革，推动了我国各级各类教育的快速发展，到2014年，各级各类教育毛入学率均高于高收入国家或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主要劳动年龄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年左右，支撑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到建党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

30年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创新成为第一驱动力，要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结构从低端制造业向中高端制造业的转型，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成功转型，要求我国教育发展必须从以普及为核心的外延发展走向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发展新阶段，呼唤着又一场伟大的教育创新时代的到来！这一轮教育创新，必将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到建国一百年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人力资源强国基础。

1．呼唤教育思想的大解放

任何时代的大变革都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的。一个新的教育创新新时代的到来，必然以教育思想的大解放为先声。不能不承认，教育思维范式的僵化，已成为制约我国教育创新发展的最大思想障碍，不破除这些思想障碍，我国教育就无法真正走进自由与创新的新时代。要破除僵化的学生发展观，当我们的孩子走在错误的学习道路上的时候，孩子学习时间越长其危害越大；要破除僵化的教育功能观，当教育囿于考什么、教什么，单纯重视智育而忽视德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的时候，就陷入了机械教育论的怪圈，必然割裂人的成长的系统性和整体性，从根本上破坏了孩子的健康成长；要破除僵化的教育政绩观，当教育陷入升学率崇拜的时候，教育就在制造不健康、不全面、不和谐的一代公民，就在破坏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要破除僵化的教育资源供给观，公共教育资源不但可以由政府直接提供，也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由民间来直接供给，以此调动全社会投入教育的积极性，倒逼公办学校改革，提高公共教育资源配置效率；要破除僵化的教育管理观，走出教育人财物高度集权的管理模式，走向分权管理和合作治理，从而极大地解放教育生产力。

2．守住教育的底线

任何行业的创新与发展都是以基本秩序和规矩为前提的，当一个行业连基本的秩序和规矩都不能遵守的时候，这个行业就没有了底线。教育尤其需要底线的坚守，因为教育承担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人的再生产，一旦放弃了教育的底线，必然制造一代又一代具有先天教育缺陷的公民。要坚守教育的法律底线，教育一旦突破了法律的底线，教育生活本身就失去了对法律的敬畏，何谈培养具有法律精神的一代公民？要坚守教师职业的道德底线，做到“自觉抵制有偿家教”、“不收受礼品礼金”，否则教师职业就丧失了人格力量，何谈教书育人?；要坚守教育行业的道德底线，不允许任何学校搞“两张课程表”、弄虚作假迎接检查等，否则，学校教育本身就会给孩子留下不诚实、人格分裂的阴影；要坚守尊重学生人格尊严的底线，把学生的考试分数作为孩子的隐私，否则，就丧失了对学生人格的基本尊重。

3．建立教育发展的约束指标

我国教育面临的问题，一言以蔽之，是指挥棒出了问题。这里的要害是，用单一的考试升学的“指挥棒”指挥学校教育、评价学校教育、考核学校教育。结果导致许多地方的学校教育违背“育人为本”的教育本质，背离“立德树人”党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脱离了科学发展的基本轨道。不能不承认，从整体上讲，我国教育政绩观已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绩观。当前，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绿色发展，最大的抓手，就是国家给经济社会发展套上了“能源消耗、环境保护”的“紧箍咒”，或者说，建立了强硬的约束指标。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之所以长期陷入“经济发展看GDP，教育发展看升学率”的怪圈，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国家至今没有为教育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确定一揽子约束指标。必须大声疾呼：要把财政性教育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纳入政绩考核，以此保障和强化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落实；要把教师工资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水平纳入政绩考核，以此确保教师职业的尊严和地位；要把学生身心素质纳入政绩考核，以此遏制青少年身心素质长期下滑的局面，落实和保障青少年的健康发展权；要把青少年犯罪率纳入政绩考核，以此促进全社会落实立德树人的强大合力。只有确立了这一系列约束指标，才能把我国教育真正纳入绿色发展轨道。

4．完善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坚定不移地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全面推进教育公平，仍然是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最重要的战略选择。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把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作为基本公共服务，教育公共服务的水平越来越高，保障教育公平的机制越来越健全。但是，在深入推进国家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标准化的同时，必须对以下五类儿童提供特殊的、有差别的、精准的公共服务。必须为家庭贫困儿童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让他们的生活和学习更有尊严；必须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更加有针对性的公共服务，建立更加完善的校内外儿童关爱体系；必须为进城务工随迁儿童提供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让他们享受与城市孩子一样的公共教育；必须为特殊教育儿童提供更高水准的公共服务，建立集医疗、康复、教育、社会保障于一体的特殊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必须为中小学学习困难儿童提供额外的补偿性公共教育服务，为他们提供免费的学业辅导。总之，要通过进一步完善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真正把教育纳入共享发展轨道。

5．激活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的办学活力

在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时代召唤面前，必须下大力气全面激活我国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的办学活力。在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大背景下，要及时唤醒企业的用工成本概念，用财税杠杆千方百计地调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必须通过缩小行业收入差距、统一国家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体系等提高职业教育的预期回报率，调动人民群众子女接受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必须造就一个高等教育竞争市场，要进一步放开高等学校举办权，尽快取消办学资质年限制，改为办学条件审核制；要全面支持高等学校依据高等教育法自主办学，尽快改革以官本位为核心的高等学校科层管理机制，全面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要改革高等学校考核评价机制，改变以生均拨款为主的高等学校拨款机制，改变以评价论文多少为主的教师绩效考核评价机制，等等。

6．用信息技术重构学校教育生活

教育信息化正在突破教育资源分享的“时空限制”，推进教育的平民化；正在汇聚“海量知识资源”，促进全球教育的交流与互鉴，激活人类的创新活力；正在推动教与学的“双重革命”，师生信息资源的获取更加平等，学生学习主体地位更加彰显；正在打造“没有围墙的学校”，泛在学习成为可能。全面推进教育信息化，要创新公共教育平台建设模式，以县域为单位走集约化与集成化建设道路，停止以学校为单位进行教育平台开发，学校只是作为县域信息技术服务的一个用户；要创新教育信息技术应用模式，以最普及、最便捷的技术工具为载体，从改变教师学生的职业生活入手，推动信息技术与教师职业生活的深度融合；要创新教育信息技术研发模式，以教育问题解决和任务驱动为导向，培育一只强大的由教育专家、技术专家、教学专家组成的三结合的信息技术研发队伍；要创新教育信息化服务市场，在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和教育资源供给上，实现政府、市场和学校的整合；要创新教育信息化公共服务体系，为填平“数字鸿沟”，将欠发达地区、薄弱学校、弱势群体的教育信息化纳入公共服务。

7．用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激发教育内部活力

正如有学者所言，没有分数，中国教育走不到今天；只有分数，中国教育没有未来。1977年恢复高考，对于教育领域拨乱反正、恢复教育正常秩序，促进教育持续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考什么教什么，完全凭分取人，使我国教育在许多地方陷入了极端应试教育的深渊，其弊端国人尽知。2014年，国家启动新一轮高考改革，被人民日报年终评为“改革元年”“着眼于涉及深层次利益调整、具有结构支撑作用”的九项重大改革之一，这一改革是推动我国整个教育改革的“牛鼻子”和“发动机”，通过赋予学生学习和高校招生自主权，必将推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大解放，打通普通高中和高等教育人才培养通道。这里的关键，一要进一步扩大高校的招生自主权；二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多元录取模式；三要健全考试招生内部和外部监督机制；四要用拨款和政策杠杆调动国家重点高校参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内在积极性。

8．保障教育者的创新自由

从根本上说，一个地方的教育能否健康发展，能否有创新活力，取决于教育者的专业自觉，或者说专业意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指出:加快教师专业化进程是提高教师质量的成功策略。同时，许多发达国家日益强调教育管理队伍的专业化。推进教育家办学，让懂教育的从事教育，让懂教育的人管理教育，必须完善中小学教师任职资格制度，大力推进中小学校长和地方教育局长的专业化，实施严格的校长和地方教育局长任职资格准入制度。要依法赋予教师专业自主权，让教师拥有教材选择权、课程改革权；要依法赋予学校法人办学自主权，包括人事管理权、自主招生权、经费使用权、课程改革权、教师工资待遇分配权、对不符合法规要求的教育评估事项的拒绝权等；要依法赋予地方教育自主权，继续向省级政府下放教育管理权；要依法向社会让度教育决策参与权，等等。只有全面保障教育者的创新自由，才能真正把教育纳入创新发展的轨道。

9．全面释放社会教育生产力

教育从来不是教育自身的事情。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准，不仅取决于教育系统自身的水平，还取决于这个国家教育体系赖以存在的整个社会教育的水准。解放社会教育生产力，必须坚持能力本位的社会用人制度，取消一切形式的就业学历歧视；解放社会教育生产力，必须提高全社会的教育理性水平，把家庭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作为准公共服务，用家庭教育改革引领整个社会教育理念的变革；解放社会教育生产力，必须完善公共教育资源配置方式，解放社会资本、调动社会资本投入教育服务业的积极性，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办学，吸引社会资本投资教育；解放社会教育生产力，必须通过政策、机制推动社会资源向学校教育的全面开放；解放教育生产力，必须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教育志愿服务的风气，让人人参与教育、支持教育成为风尚。只有全面解放社会教育生产力，才能真正把教育纳入合作发展轨道。

10．推进教育治理的现代化

没有钱办不了教育，有了钱不改革教育体制，同样办不出好的教育。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在教育事务权、教育人事权、教育财政权等方面形成了高度分割、高度集权的管理模式，从中央到地方导致教育行政部门普遍缺乏教育统筹权，同时扼杀了学校作为教育主体的创新活力，教育治理效率极其低下，推进我国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势在必行。一要“确权”，从法理上确定职业技术教育、民办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等管理权力的归属问题，解决教育管理权力归属不当问题；二要“分权”，从法理上厘清教育、组织、编制、人事部门的权力边界，解决教育行政权力过度集权问题；三要“限权”，在“确权”、“分权”基础上推行“三个清单制度”，即推行权力清单，明确各级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审批权力；推行负面清单，明确各级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不能做什么；推行责任清单，明确各级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必须依法履行的基本教育职责是什么；四要合作治理，建立国家教育职能部门间的权力制衡机制；五要创新教育治理工具，大力推行依法治理、专业化治理、大数据治理、公开化治理、第三方治理、绩效考核等，全面提高教育行政效能。

（张志勇，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山东教育厅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