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颖一：教育是很多问题的根源 也是解决问题的希望

　　【对话钱颖一】

　　“大学改革相比国企改革落后15年”

　　澎湃新闻：近二十年来，中国教育改革经历了哪些关键阶段或时间点？

　　钱颖一：1998年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1998年有两件大事，一是高校开始扩招以及一些院校合并，二是国家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以及启动985计划。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扩招是数量上的增加，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质量上的诉求，最先支持北大、清华两所学校。

　　澎湃新闻：在国外求学、教学，当时是否埋下了对中国教育改革的思考？

　　钱颖一：还是在2002年以后，就是我到清华担任特聘教授以后。在那之前我也常回国讲学，但是只是到清华当特聘教授之后才对中国教育有深入了解。不过，从2002年到2004年期间，我读了一些有关美国大学历史发展的书。有关（20世纪）30年代、60年代美国大学的经典著作，都是我在那时候看的。

　　澎湃新闻：你之前说过，中国的经济改革领先于教育改革至少15年。

　　钱颖一：中国经济改革的不少环节我是经历过的，比如国企改革，80年代搞承包制，90年代搞股份制，重组上市。在2004年时，我说过，大学改革相比国企改革要落后15年。我专门举了建行的例子。建行最初是专业银行，后来是商业银行，后来重组上市了，它有一个改革过程。但是大学没有这个改革过程，体制上还跟（20世纪）80年代时的体制差不多。企业可以通过引进外部投资者来改变治理结构。但是大学不能引进外部投资者，大学也不能上市。

　　澎湃新闻：当时就有使命感要做教育改革吗？

　　钱颖一：应该说有好奇心。我1981年去哥伦比亚大学读书，1982年到耶鲁大学读书，1984年到哈佛大学读经济学博士。我在1983年在耶鲁时结识了吴敬琏。1988年暑假期间我不仅在北京的中关村搞调研，还去了在湖北十堰的二汽，沈阳的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金杯汽车。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国的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全面展开，我更是每年都回国，参与到经济改革的讨论之中。

　　我在清华做特聘教授，就自然会对大学有近距离的观察，发现我们的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相差很远。又由于我有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企业改革的经历，所以就会自然思考大学改革的问题，希望能从经济改革和企业改革中获得启发。

　　澎湃新闻：你也说到，改革时代给予你机会，具体是什么样的机会？

　　钱颖一：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为教育改革提供了机会。中国经济的增长与教育发展是直接相关的。2005年中国GDP占全球5%，到了2015年就是15%了。经济发展既产生了对人才，尤其是高水平人才的巨大需求，同时，经济发展又为教育发展提供了资源。

　　澎湃新闻：什么激发你做教育改革？

　　钱颖一：我们这代人的改革情结是很重的。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之所以从数学转到经济学，就是因为受到当时中国经济改革的召唤。经济改革是改革，教育改革也是改革，只不过是领域不同。我在院长这个位置上，就要做好本职工作，教育改革就是本职工作。

　　“干成了很多事，也有干的不彻底的”

　　澎湃新闻：这些年干成了哪些事？

　　钱颖一：有很多，突出的有MBA课程改革和招生改革，本科的通识教育。

　　澎湃新闻：干成了又退回去的呢？

　　钱颖一：比如，本科招生改革，干了一年就停止了。是这样的。我在2013年曾经推动了本科招生改革试点。在当时的自主招生的框架下，学院可以有0~60分的加分权力。我们先让两个老师对学生递交的材料独立打分，然后再进行笔试。笔试题目是很有创意的，比如其中一道题是，“如果30年后你被评为中国年度经济人物，请给自己写段贺奖词。”这是看学生的想象力。

　　试点一年后，由于国家对自主招生的政策调整了，所以就不能再做了。

　　澎湃新闻：干得不彻底的呢？

　　钱颖一：比如MBA+X。我们曾经开设MBA（工商管理硕士）+X的双学位硕士项目，X就是包括清华大学范围内的其它硕士学位。我们的初衷是探索跨学科、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模式。但是由于僵化的学籍管理制度，这个项目每年只有个位数学生毕业，本来是想一年能有三四十人的规模。

　　澎湃新闻：想干又不能干的呢？

　　钱颖一：有些事无法干，比如学生宿舍的安排，让不同学院的学生混住，这样可以增加不同院系学生之间的交流，也提高学生的沟通水平。但是在清华还做不到，因为从学校的角度来说，这样的话学生就不好管理了。

　　澎湃新闻：做了什么开创性的事情？

　　钱颖一：清华x-空间（注：清华x-lab，清华大学新型创意创新创业人才发现和培养的教育平台），这是在中国高校中最早创立的。我们是在2012年筹划，在2013年4月创建，到现在已经三年半了，效果超出预期。

　　“教育是最有希望的事，也是做起来最辛苦的 ”

　　澎湃新闻：你怎么定义自己在清华的角色？改革先锋？意见领袖？

　　钱颖一：都不是。我只能说自己是改革探路者。在探路过程中先做事，做事过程中形成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又有引导作用。思想引领是有的，但未必是意见领袖。我更多的是行动。

　　澎湃新闻：在探路的过程当中，你有碰到什么阻力和压力吗？

　　钱颖一：如果你知道你是对的，别人是不对的，别人反对你，这叫阻力。但现实不完全是这样。改革在很多时候都是在探索。一些人跟你的意见不一样，也未必就是阻力。我们做事的时候，自己也不很清楚。只有通过反复讨论、征求意见，才能探出一条路。

　　一种情况是通过沟通，发现其实大家可以达成一致。

　　另一种情况是，未必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在彼此尊重的情况下，各自都妥协一点，可能这条路就出来了。比如说MBA的课程改革，课程改革里要有增课，就得要减课。减课老师可能不愿意，你就要沟通，比如原来三学分，那是不是可以减到两个学分，你不一定非要把这个课取消。

　　还有一种情况是要想办法绕着走。比如MBA招生改革。我们知道国外学校不少是主要依靠面试。但是教育部有规定，学生必须统一参加全国联考。我们怎么办？我们就先面试，根据面试成绩打分，过了面试就给你一个条件录取，所谓的条件就是你要考过全国联考的国家分数线。这是在有制度约束的情况下，要想尽办法在不违反规定的条件下，仍然发现改革的空间。

　　所以第一是沟通，第二是尊重，第三是变通。

　　澎湃新闻：有没有印象当中干过最拼的一件事？

　　钱颖一：一直都很拼啊。改革总有起伏，总有高潮也有平静的时候。MBA的改革也是分阶段的，第一阶段先是课程改革，第二阶段才是招生改革。教师人事制度改革先是有一个薪酬改革，然后是准聘长聘制度改革。教师人事改革，是要通过教师大会举手表决的，所以要每一个系都征求意见，要分别征求正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们的意见。

　　澎湃新闻：像教师人事制度改革，有没有觉得民主效率很低下？

　　钱颖一：效率是以干成、干不成为判断的。一件花了五天时间没干成的事，同一件花了十天时间干成了的事相比，哪个效率高？效率是收益减成本。五天的成本是比十天的成本要小，我同意。但没干成的事收益是零。你花的时间多，成功的概率就大。

　　澎湃新闻：你自己的个性在支配着你往前走？

　　钱颖一：我一直在做改革的事，经济改革是改革，金融改革是改革，教育改革也是改革。这个是不变的。

　　澎湃新闻：可能经过苦难的人，改革和救赎的信念比较强。

　　钱颖一：我的书里写道，教育是中国很多问题的根源，教育也是解决问题的希望。现在想起来，这跟（美国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的主题是很一致的——人要抱有希望。教育就是最有希望的事，但也是做起来最辛苦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