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卫东：创新需要批判思维和更宽松的研究环境

季卫东　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

　　人文社会科学的建设所需资金较少，而且主要用于师资聘用；但问题是在文科中选择优秀教师的难度比理工科更大，因为判别标准较为主观，随意性很强。并且，工科强校往往习惯于用数量化、刚性化的客观指标来衡量教师，这就很容易在不经意间造成人才结构的扭曲。

　　我初识钱颖一教授是1992年之春，在斯坦福大学，通过北京大学校友王友琴教授介绍。当时他到经济系任教将近两年，学术成就颇引人瞩目，而我在日本神户大学法学院任教不久后到斯坦福的法学院做一年的访问学者。我们再次相逢就要等到十几年之后了。由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获得国际著名学者青木昌彦教授和丰田公司的支持，在2005年秋成立了产业发展和环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钱颖一教授就任理事，我受聘学术委员，从此我们几乎每年都要在理事会与学术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见面。虽然听说过他作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长正在推动教育创新的试验，但一直不太了解具体情况，也没有机会向他求教。

　　不久前收到钱颖一教授的新著《大学的改革》，鸿篇巨制，90万言，使我得知他关于中国教育制度改革的理念、思路、部署以及实践，很受启迪和鼓舞。这一皇皇大作上卷是学校篇，侧重大学的治理结构、学科布局以及教育方针；下卷是学院篇，反映了清华经管学院10年来变迁的不同侧面。在中国教育30人论坛，我也曾先后听到钱教授讲过从毕业生的“均值”与“方差”上反映出来的我国教育导向问题以及大学的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这些观点在书中都有更详细、更周密的论述，可让人反复咀嚼品味。

　　一、从通识课到宽松的学术环境

 　　利用假日我通读了《大学的改革》全书，对学校篇的一些重点章节还进行精读，获益良多。钱颖一教授提出的办学理念是“大学为学生”，主张学生教育应该优先于教授研究，可谓针砭时弊的中肯之论。记得我在2008年9月从日本到上海交通大学就任法学院院长，部署和推行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法学教育改革，随后被凝练为“三三制”法科特班的试行举措，起初也曾经遭到部分同事的质疑。因为在教育部和学校的评估指标体系中，研究容易测量，学术荣誉和人才计划的属人性还可以使相关教师终身受益，但教学却没有多少显示度，往往吃力不讨好，所以把重点转移到教育容易引起意见分歧。无论如何，大学必须坚持学生本位，注重人才培养的长期绩效而不是“短期功利主义”，在这一点上我是完全赞同钱教授意见的。

　　那么在人才培养方面，中国大学改弦易辙的关键是什么？钱颖一教授认为关键在于学什么、怎样学以及为什么学这三个基本问题。他的思路是，要克服“短期功利主义”，必须重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弗莱克斯纳指出的那种“无用知识的有用性”，也就是庄子所说的“无用之用”。正是这样的知识需要能够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思考力。好奇心是创新的驱动装置。历史也证明，只有在中国人对未知世界充满好奇心的时候，华夏文明才会活力四射、精彩纷呈，反之则会萎靡不振。好奇心的具体表现是有欲望、有能力提出好问题，并且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即不断设想具有多种可能性的问题答案。思考力主要表现为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考的行为方式，特别是敢于和善于挑战已有的结论。

　　为此，钱颖一教授非常留意本科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改革，尤其是借助通识课程来克服“死记硬背”和“大量做题”那样的应试教育对个性的压抑，对好奇心、想象力以及批判性思考的摧残。根据这样的宗旨，他提出了选择通识教育核心课程的三条原则，即能够改变思维方式和世界观的课程，而不是可以立竿见影的实用课程；必须以成熟学科为基础，能够兼顾体系性和深度；必须覆盖足够宽广的领域，而不能局限于很窄的话题甚至当前热点。根据这三条原则，管理类、法律类（法学理论除外）、工程类的课程以及系列讲座都不适合成为通识教育的内容，而应该把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正义理论等）、自然科学（包括物质科学和生命科学）列入核心课程的范围。

　　钱教授认为，杰出人才也好，创新人才也好，其实都不是在课堂里能够教出来的，而是要在充满书香、人文情怀以及自由学风的环境里“熏陶”出来。因此，教育制度改革应该换个角度来考虑人才培养问题，着力于创造一种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这种环境的主要特征是鼓励个性发展，承认学术自由和思想解放。是不是鼓励个性发展，有一个很简单的判断标准，即能否容忍怪才、偏才、异见、奇谈。如果硬要把学生放到同一个模子里去铸造，试图磨平他们的棱角，就无法伸展个性和多样性，也就不可能出现创新和卓越。学术有没有自由，思想受不受禁锢，也可以采取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来衡量，这就是能否容忍试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