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新：教育治理应该汲取民间智慧

　　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家庭教育五年规划，制定过程缺少了科学规范的程序，对目标实现的路径与困难论证也是不够的。

　　我是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的理事长，也是新家庭教育研究院的名誉院长，近年来我们召开了两次家庭教育国际论坛，编写出版了《中国家庭教育蓝皮书》和中国家庭教育文库，正在组织专家编写从孕期开始每年一册的新父母读本。但是，在制定这个五年规划的过程中，我没有参加过任何部门组织的研究和论证会议。

　　比如《规划》提出，十三五期间要建立健全家庭教育公共服务网络，要普遍建立家长学校或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 城市社区达到 90% ,农村社区(村)达到80%。在 50% 的城市社区和有条件的农村社区 ( 村)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引入专业社会工作者。

　　仅从我了解的情况来看，我国家庭教育的基础本来就非常薄弱，且不谈农村，哪怕在城市里，要在4年内为50%的城市社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引入专业社会工作者，以及要求90%的城市和80%的农村中小学、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建立家长学校，这些目标在短期内是难以实现的，即使所有的教育学院和社会学系开足马力，也不可能培养如此众多的专业工作者。

　　教育政策如何更好地汲取民间智慧？有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加强国家教育数据库建设。

　　现在我们赖以决策的教育数据基础薄弱，统计口径不一。许多问题心中无数，如前不久央视报道某省的童工，一个村就走出去一二十位14-18岁的孩子。全国到底有多少童工？谁能够说得清楚？前两年说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是6000多万，今年一下子就到了902万。谁能够提供权威数据？

　　发达国家一般都非常重视教育基础数据信息库的建设。如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是一个集教育信息管理、科学研究、决策支持、社会服务于一体的教育信息管理综合联合体。

　　NCES的数据与信息都是公开的，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任何人都可以查询到美国学校的基本信息。这既有效防止了数据造假，更防止了教育信息的不对称。既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可靠的基础数据，也为行政部门与研究人员、社会公众思考教育问题提供了一致的信息。

　　许多国家为了保证教育数据的可靠性，还通过立法和质量控制体系加以保障。如1994年美国颁布了《教育统计法》，英国的高等教育统计采用ISO9001和ISO27001质量管理标准，对教育数据采集进行全过程的监控和认证。

　　目前，我国教育数据没有一家权威机构归口管理，教育部有教育管理信息中心和设立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国家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等机构，但是这些机构的信息基本没有向社会公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基础教育信息缺乏的问题，各种教育信息彼此矛盾的问题等比较普遍。

　　第二，加强教育决策咨询机构的建设。

　　作为咨询机构的智囊系统是决策民主化的制度安排。目前，我们所有的政策制定基本上都是政府主导，全过程参与，其实这不是最好的教育决策系统，不是效率最高的路线。我们国家有一个教育咨询委员会，在座好几位都是委员，坦率地说，基本上行政官员为主体，单位推荐，一个单位一个名额，这样一套体系。决策过程很难真正汲取民间智慧。

　　建议可用三种方式，组建我们的教育决策咨询机构。

　　第一种是政府自办的相关教育决策咨询机构，政府投入专门人力物力，进行专业研究，为相关决策提供权威参考。国家教育科学研究院和教育部教育发展中心就属于这类机构。

　　第二种可以是政府采用任命、委托、招标等方式，组建以专家学者为主体的教育咨询专门委员会,规定其使命与任务,限定其工作时间,然后由委员会在其主任的领导下独立地完成指定工作。主要的功能是审议重要的国家教育政策，或者研制重要的教育法律法规。西方国家普遍存在一些经政府部门授权的教育改革专门委员会。咨询机构的人员具有广泛的代表性。除了教育领域的专家,还经常有经济、文化等各界的专家,有教师、学生和父母代表参加。提交的研究报告经常以领衔专家的名字命名。政府或教育行政部门有权力对报告及其结论进行审查,取舍、修正补充,当然也可以搁置。

　　第三种是民间自办的相关机构，即专家学者自发自主地积极参与到政策制定过程中，主动发挥自己的作用。他们在政治上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但在学术上保持独立思考，坚持真理，深入探索。我们国家经济学界比较活跃。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发起的时候，借鉴了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做法。经济学界影响经济决策的能力很强，但教育学界的专家基本上影响不了决策。所以我们觉得应该通过各种各样的让更多的有独立思考能力、坚持真理、探索的人进入决策系统，这类机构使命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唱反调、挑刺，因为一个好的政策往往需要听取反面的观点、不同的意见和批评的声音。

　　 第三，建立重大教育政策决策的听证制度。

　　教育政策的出台必须听取广大民众的声音，听取他们的利益诉求，特别是政策直接利益相关群体的意愿与需求，并作出适时、适宜的调整，以避免该项政策对教育、对社会带来不利的影响与冲击。必要的情况下，应该通过媒体广泛征求意见。200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和教育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建立和完善教育收费决策听证制度的通知》，对教育收费的听证做了制度性安排，但是10多年来效果如何也不太清楚。建议对国家教育立法、国家重要教育规划等重大教育政策，建立听证制度。

　　各位同仁，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前不久，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行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和重申了这个主题。

　　围绕这一主题，要想提高我们的教育治理水平，就需要提高教育决策的科学水平，最大限度地调动全社会的资源关注和参与教育，最大限度地汲取民间智慧。

　　民间是智慧的源头活水。当我们真正问计于民，就会发现方法总比困难多，中国教育就能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指引下，大步走向现代化。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