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斯坦视角下的芬兰科学课程与教育形态

2016年，芬兰开始全面推行突出能力发展的《国家基础教育核心课程标准》，使得芬兰的科学教育逐渐呈现出一个特征：即科学课程改革打破了以分科教学为中心的授课方式，弱化了以测试为绝对标准的问责制度，通过民众对于教育的信任以及政策和社会因素的统筹与配合，运用全社会的力量，共同推进教育个性化、自主化的特色发展 [32]。其芬兰教育的本质目标始终没有离开世界教科文组织对于学生“四个学会”哲学思想的引导，即学会做事（learn to do）、学会做人（learn to be）、学会与人相处（learn to be with others）以及学会学习（learn to how to learn）。

三、芬兰基础教育阶段科学课程改革对我国的借鉴与启示

（一）中芬两国对于课程价值的认识逐渐趋同

纵观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课程改革之路，基础教育阶段的课程形态呈现出了由“强分类”向“弱分类”的转化趋势。2017年2月，教育部颁布了《小学科学课程标准》，其特点在于凸显了科学大概念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的作用，聚焦学生对于可迁移知识的良好理解和应用，而非碎片化的知识的刻板记忆和背诵[33]，知识领域的边界正在逐渐模糊。此外，从课程的呈现形式来看，“泾渭分明”的课程壁垒已经被打破，僵硬的课程知识边界正在逐渐淡化；学科间的融通，日常生活经验的课程融入以及课程体系中合法途径的建立都已成为中国新时期教育模式的独特展现[34]。这种课程变革的趋势不仅仅同芬兰的课程改革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同时也与世界范围内课程改革的发展趋势有着极高的匹配度。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实际上看到了一种新的变化趋势：更多的教师开始从关注学科知识和学生本身，逐渐转变为关注于学生成长的过程和环境因素对于个人成长的影响。

（二）历史、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决定了课程改革的不同特征

纵观世界各国教育改革的历程和经验，不同国家和地域在课程改革的“分类”与“架构”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　其中欧洲普遍采取了非专门化模式下，以学科为主的“稍弱分类”和“极强结构”类型；英国采用了专门化模式下的“强分类”和“弱架构”的类型，使得“纯理论”和“应用性”知识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强隔离；美国则执行了以学程为主的非专门化模式下的“稍弱分类”和“弱架构”，具体表现为教育知识和社群知识间的隔离度日益弱化[35。因此，各国课程改革所折射出的差异属性实际上是由不同国家间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所决定的。首先，在历史化层面上，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传统文化在教育中的作用。因此，我们能够清楚的从各国的课程改革中看到具有独特属性的历史印记，即当前的课程改革“既维系了珍贵的传统精华和良好的现代实践方案，也糅合了他国经验中的创新精神”[36]。在文化层面上，由于文化背景间的差异，各国在课程改革过程中呈现出了一些阶段性的特征，即初始阶段形成了兼具借鉴和交流融汇元素的课程体系，后期不断升华为具有各自文化背景特色的课程体系。但是，无论课程体系的形式如何变化，始终都遵循了文化从单一范畴到多元范畴的变化趋势。在社会化层面上，纵观芬兰教育改革的发展历程，先后经历了三次重大的变革，直到20世纪90年代，芬兰才从工业社会过渡到后工业社会，形成了社会本位模式（保证社会的整体性公平）和个人本位模式（偏重于竞争的公平）的双重融合教育模式[37]。因此，芬兰保证“整体性公平”和偏重于“竞争公平”的教育改革同样是其历史和社会等多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四、结语

可以看出，我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不同地域之间的差异性也相对明显，使得教育改革呈现多元化和普适化的特点。以“边界消弭”为基本特征的芬兰科学课程改革对于当前我国中小学实施的教育改革，特别是大概念下的科学教育与学科综合实践课程改革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值得强调的是，本文所涉及的概念仅是从分析的角度对于芬兰的科学课程改革进行了解构，由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符码及其教育形态的形成都与其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并最终通过社会的不断地磨合和改进，进行重新组合。因此，我们既要对于芬兰科学教育形态背后成功的理论进行深度地理解，同时也要用辩证的眼光适度审视芬兰科学课程改革在迁移和转化过程中所带来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Heikkinen，H. L. T., Wilkinson，J., Aspfors，J. et al. Understanding Mentoring of New Teachers：Communicative and Strategic Practices in Australia and Finland[J].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2018（71）：111.

[2][4][11][13][14][24][35] [英]巴索·伯恩斯坦．阶级、符码与控制：教育传递理论之建构[M]．王瑞贤,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 113,107,104,95,103,106,111112.

[3][15] 雷晓.知识的形成、传递与习得：伯恩斯坦教育论述理论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3.

[5] Bernstein, B. Class and Pedagogies：Visible and Invisible?[J]. Educational Studies, 1975（1）: 2341.

[6][23] 谢小平.伯恩斯坦教育符码理论的分析框架及讨论[J].教育评论,2011(4)：153156.

[7][10] 许甜.从“乱”与“洁”看教育中的隔离与统整——伯恩斯坦视角下的国际学校课程与教育形态[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7(6)：8997.

[8][12] 谢维和.综合课程建设与伯恩斯坦的编码理论[J].教育研究,2003(8)：5054.

[9] 黄甫全.整合课程与课程整合论[J].课程·教材·教法,1996(10)：611.

[16][17][18][22][30][32] FNBE. National Core Curriculum for Basic Education 2014[M]. Helsinki：National Board of Education Press, 2016：34，34，262，261263，34，3334.

[19] 雷晓,赵年秀.伯恩斯坦“教育论述”理论对我国小学隐性课程的启示[J].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16(2)：1821.

[20] 崔允漷,邵朝友.试论核心素养的课程意义[J].全球教育展望,2017(10)：2433.

[21] 钟启泉.学科教学的发展及其课题：把握“学科素养”的一个视角[J].全球教育展望,2017(1)：1123.

[25] Bernstein，B．Pedagogy Symbolic and Identity ( volume2) [M]. Lanham：Roman ＆ Liitelfield，1996．

[26] degaard, M., Haug, B., Mork, S. M. et al. Challenges and Support When Teaching Science through an Integrated Inquiry and Literacy Approach[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2014(18)：29973020.

[27] 丁瑞常.芬兰教育评价中心：社会第三方参与教育评价的新模式[J].比较教育研究,2017(7)：5662.

[28][29] Dillon, J. Science,the Environment and Education Beyond the Classroom[A] Fraser, B., Tobin, K. & McRobbie, C. Second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Science Education[C]. Dordrecht: Springer Press, 2012：10811095.

[31] KuusilehtoAwale, L., Lahtero, T.,胡淼.公平与质量并行：实现卓越的全民教育——芬兰的经验[J].比较教育研究,2012(3)：712.

[33] 刘恩山.《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标准》的变化及其影响[J].人民教育,2017(7)：4649.

[34] 肖驰,朱婕,胡航舟.泾渭分明的课程壁垒逐渐淡化[J].全球教育展望,2018(3)：3143.

[36] 张乐天.欣赏教育创新的亮丽风景——读《芬兰道路：世界可以从芬兰教育改革中学到什么》[J].全球教育展望,2015(5)：125128.

[37] 赵俊峰, 李英歌.芬兰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公平观的演变[J].外国教育研究,2008(1)：4044.The Curriculum and Educational Mode 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