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蓉：在芬兰，可能每一个孩子都是珍贵的

四、最根本是社会制度，不是教育制度

Q：国外的情况是怎样的？

王蓉：国内谈很多是芬兰，北欧国家，世界上最好的免费教育。但芬兰才多少人口？600万，只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区。不仅国家很小，对人的价值的认识都和我们不一样。在芬兰，可能每一个孩子都是珍贵的；中国却没有办法。

这是社会制度来决定的。最根本是社会制度，不是教育制度。

美国虽也是教育高度不平等的国家，社会贫富差距很大。我对所有推崇美国教育的人都有质疑，美国有亮点，但问题不比我们少。美国存在的一部分精英型私立学校，哈佛有“legacy admission”（传承录取），社会最优势的群体不和其他群体在一个平台上竞争。不好的地方在于，他们生来就有“privilege”(特权)；好处在于大家早就知道不是一个轨道了。

但是美国给你多次受教育的机会，不会因为一次就否定你。在美国，选择很多。美国最应该让我们学习的是高等教育的多元化，有常春藤、文理学院、州立大学，多元化，甚至不同学校代表不同的价值观取向。而在中国，只有北大清华，全民都在竞争一个塔尖，该有多么焦虑。

如果中国不是筛选型国家，那教育不会如此充满焦虑。不仅是筛选，还有由谁来筛选的问题。美国的多元化后面是有不同的手在筛选，也分散了社会的焦虑；而中国就是政府一只手来筛选，非常糟糕。

五、制度因素导致了我们的焦虑

Q：那么，教育究竟是上升的工具，还是阶级固化的帮凶？

王蓉：这是一个古老的、经典的争论。从有教育开始，就有这样的争论：教育是帮凶还是弥合剂？

在中国，我们很克制自己，不愿意打上标签，克制自己在意识形态上鲜明的立场。在美国，会说这个学者偏自由派，那个偏保守派，我毕业于伯克利，我的导师非常骄傲地说自己是自由派的。如果鲜明的话，我们可以争论，争论得更清晰，这实际上有助于社会去厘清某些基本认识，但是到目前为止在中国还没有发生。

只能说我现在愿意放下所有的羞涩，去说我就是公立教育的信奉者，我就是坚持说要把公立教育办好。我认为教育必须具有促进公平的功能，为此认为公共政策是具有能动性的，政策不是一个“judgmental”的判断，而是具有能动的。我觉得还是可为的。

▲ 免费教育基础上，要理清哪些是基本服务，是所有公民都可以享受、也有义务要接受的，还有哪些是个性化的需求，是要个人掏钱的。

Q：那您现在还是否支持免费的义务教育呢？

王蓉：我依然支持免费义务教育，但不支持简单化的免费义务教育。

举个例子。2005年，我参加免费义务教育政策设计时，曾看到美国的经验。美国各个州在19世纪下半页就开始实施免费义务教育了，但当时有一个诉讼案，是关于学生在学校里，有一些个性化的教育需求，譬如要上钢琴课、芭蕾课，那么这个钱，是要由纳税人全体来分担，还是有额外需求的家庭自己掏钱？

因此，相应的制度设计需要是非常细致的，是免费的没错，但在免费基础上，要理清哪些是基本服务，是所有公民都可以享受、也有义务要接受的，还有哪些是个性化的需求，是要个人掏钱的。

免费的义务教育下面需要更加精细的制度设计。而我们呢，一直没有做到精细。我甚至觉得有时是有意不去做到。譬如有时去地方考察，当地政府官员告诉我们这是当地最好的公立小学，很夸张，有琴房、有舞蹈教室，有各种先进的设施，它的公共财政投入远高于其他公立学校，但这是为当地有钱、有权阶层服务的公立校。

另外，大家总说学校乱收费，也是因为家长和学校双方在提供个性化服务的时候，有一些负面的事情发生。因此，我们的精细化制度设计还比较落后。

Q：那您谈到的公立教育办“好”，“好”究竟指的是什么？是追上私立校的水平，就叫做“好”吗？

王蓉：不是的。之前有一个讲座是关于上海“新优质学校”建设的，所谓“新优质学校”，就是家门口的好学校，让每一个家门口的公立学校都优质，并且在育人观念上回归到教育本原，同时关注到每一个学生的差异发展。我觉得“好”，是有多维定义的，不只是考试分数好，就是好，要促使学生、学校的考评机制发生改变，那么背后依然是整个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