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蓉：在芬兰，可能每一个孩子都是珍贵的

合作很顺利。2017年11月份我们拿到了数据，大家开始加班加点进行分析。在2018年出版的《中国教育新业态发展报告》中，有一章叫《民办基础教育学校在服务于谁？》，回答我提出来的“教育拉丁美洲化”的问题，也验证了我当初的一个判断，在中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基本上是服务于中高收入家庭，而一线城市的孩子进入民办学校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地区。

高收入群体逃离公立学校，进入民办学校，就会出现公立学校的恶性循环，民办学校的良性循环。因为民办学校目前在收费、生源录取方面，有相当高的自主权，一些民办初中、小学一年学费二十几万（人民币），孩子又是千挑万选的，生源好，收费高，有力量把好的校长和老师全部挖过来，形成良性循环。

而公立学校，如果著名公立学校的校长都流失到民办学校去，一个城市top 10、top 20的学校都是民办的，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

▲ 许多公立学校的成绩连所在地的平均分数都达不到，但私立学校却竞争激烈，就算学费昂贵，学生和家长仍然挤破头希望入读。图为2016年成都一间私立学校举办“六一”儿童节晚会，学生观众准备入场。

二、公立教育，是不是也存在恶的一面？

Q：那这种情况需要去遏制吗？还是让市场的力量发挥作用，任其发展？那这种情况需要去遏制吗？还是让市场的力量发挥作用，任其发展？

王蓉：我个人认为不能让民办和公办的差距继续拉大，一定要把公立学校办好，因为公立学校的孩子是无处可去的老百姓。既然是这样，不能让老百姓眼睁睁看着自己孩子和社会优势群体所受的教育质量差距那么大。这是基础教育啊，我觉得太不公平了。

但是我们内部有很多争论。同事说，王老师，你是不是过于理想化了？你没有看到怎么改善公立学校的治理，而是把眼光放在怎样克制民办学校的自主性。年轻的同事质疑我，说我只看到了一年二十几万的私立学校学费，却没看到家长为了进入好的公立学校，要买几千万的学区房——公立教育系统是不是也存在恶的一面？

一些悲观的同事认为，中国的公立教育系统，从来就不公平。在很多地方，教育的均衡流于形式。譬如北京的景山学校、实验二小，从来都是为elite class（精英阶层）服务的，只不过elite在不同社会阶段有不同的界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学区房的情况愈演愈烈。以前老百姓是没有办法用钱去择校，是用权去择校。自从有了用钱择校，“学区房”的现象就愈演愈烈，成为泛社会化的焦虑。

但我觉得，还是要把公立教育系统办好，这是政府的责任。应该增加公立教育的财政投入，让只能上公立学校的老百姓觉得，我和社会优势群体的教育差距在可忍耐的范围内，而且上升渠道没有被堵死。这是基本底线。

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再谈公立教育系统之内的恶，和民办学校带来的负面影响，我觉得是第二层次的问题。

Q：您倾向加强对民办学校的规范？

王蓉：我觉得对于民办学校，多少需增加规范。例如，生源应该接受政府的统一规制。民办学校如果办得好，真本事不在挑生源，而在于同样的孩子就是能比公办学校教得好。

一旦允许肆无忌惮的挑生源的做法，就会造成社会的隔离。富人的孩子都上民办，就成了社会化的筛选。谁家里钱多，谁的家长是海归，甚至爷爷奶奶必须是大学毕业生，才能进民办学校，这不就造成了社会的隔离了吗？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系统里，都是不能造成隔离的。我在强调这一点。

另外一个方面，教育新业态。在两年之前，我都没有意识到校外补习会在教育系统里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校外补习在我们教育现实之中的影响之大，实际上是倒逼了实体学校教和学的实践，却一直在我们的研究视野之外。此外还有互联网+教育、教育科技创新、人工智能、大数据……还没有进入我们教育财政、教育政策学者的范围内。

“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系统里，都是不能造成隔离的。”

在研究了所谓的教育新业态，我更增加了焦虑感。这些新业态，校外补习机构、教育科技企业、民办学校、国际学校，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第一，基本上服务于优势群体。像某个大型校外补习公司很明确地表示就是服务于前30%的孩子。无论是用成绩还是家庭收入来衡量前30%，他们一直不停地挖掘这个人群的需求。那么后面的70%的孩子呢？既没那么多钱交学费，又很难教，也很难去说marketing他们的成绩。

所以你就看到，唉，市场的力量是无孔不入的，全部围绕着有钱的、学习好的孩子，而这两组人群也是高度重叠的。那其他的孩子怎么办？过去，市场力量没有被释放出来，现在充分释放出来，更不得了了，会更进一步地加剧那些中上阶层的孩子和普通孩子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把公立学校办好，才能够让社会的阶层固化，可能来得缓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