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蓉：在芬兰，可能每一个孩子都是珍贵的

一、高收入群体逃离公立学校，进入民办学校

Q：您所谈的中国“教育拉丁美洲化”，具体是指什么呢？

王蓉：教育的“拉丁美洲化”是指这样一种教育格局：就是在人口收入差距显著的社会中，大量中高等收入的家长可能逃离公共教育体系而在私立部门中寻求更高水准的服务，公立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逐渐成为低劣质量机构的“代名词”。

如果社会中高层次教育的好学校传统上都是公立教育，如精英型的公立大学，且政府对这些机构采取高补贴或免费的政策，如巴西，这就会导致一种极端的、切实难以打破的教育不公平格局：社会中的优势群体在私立中小学接受优质教育，从而得到优质低价的高等教育服务及其背后的高额的公共财政补贴；与此同时，弱势群体接受着较低质量的基础教育服务，难以在获得精英型高等教育机会的竞争中取胜，阶层固化难以打破。

世界银行前经济学家Luis Crouch提出，在收入差距急剧拉大的社会中，免学费政策可能和“教育的拉丁美洲化”问题存在联动关系，即免学费政策导致的标准化、规范化的公共供给，导致有差异需求的中高收入家庭离开公立教育体系，而在私立学校就学。这一假设促使我们不得不反思过去十余年的教育财政政策。

Q：一直以来的中国教育财政政策是怎样的呢？

王蓉：过去一段时期内，教育公共政策在中央层面、在基础教育学段，总的来说以弱势群体为优先考虑的对象，以保障这一人群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在弱势群体“上不了学”、“上不起学”的供需矛盾突出时，其他社会人群不会对总体以公平和平等为价值观取向的教育公共政策提出异议，政策的社会共识易于达成。

然而，在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背景下，教育选择自由将成为很高比例的较高收入家庭的一种重要的公共政策诉求。

容让这种诉求而维系或者鼓励相应的教育供给主体发展，不可否认其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会损害教育平等，使得低收入群体与中高收入家庭子女受教育的质量越拉越大。而如果为了维系教育平等、拒绝容让这种诉求，则将直接影响中高收入家庭对高质量、个性化的教育的需求的满足。

我想这个问题触碰到了中国人的焦虑。但是政府的话语系统还停留在很多年以前，没有想到城市人群对教育的纠结、焦虑，对政策的不满，已经到了爆发的程度。

高收入群体逃离公立学校，进入民办学校，就会出现公立学校的恶性循环，民办学校的良性循环。

Q：怎样解读这样的焦虑和不满呢？

王蓉：2017年下半年有个机缘。西南财经大学的教授甘黎，既是我的学兄，又是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负责人。（编注：由甘黎和其团队进行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在全国范围内的搜集样本，旨在评估14亿中国人的财富、住房、土地和金融行为等。

甘黎曾在2012年指出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他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0.61，远超过国际警戒线0.4。全国1%的人掌控超过25%的财富，同时，有4.3亿人正挣扎在贫困线下。） 

他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我们一拍即合，说做一个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把家庭的教育负担、教育选择彻彻底底地搞清楚，这样我们就有数据可以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