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蓉：在芬兰，可能每一个孩子都是珍贵的

▲ 王蓉受邀成为财政部专家，参与设计“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这便是中国免费义务教育背后的财政支持制度。图为2004年，北京一所农村小学的学生打乒乓球。

简单来说，克劳奇反对实施免费教育。

克劳奇在那篇名为《学校收费、自愿捐助和教育发展：一种可能的立场》（School Fees, Voluntary Contributions, and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A possible position） 的论文中写道，国际机构的如此倡导，导致发展中国家“误以为免费教育是万灵药”，却“忽略了处理免费政策下人们的期望的复杂性”。

免费意味着标准化的公共供给。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克劳奇发现，社会中富裕的那群人会离开公立学校，也带走公共教育预算的政治支持。长此以往，公立学校越来越差，成为“低劣的代名词”，成为“穷人最后的避难所”，“并且穷人将受困其中。”

当时，王蓉对克劳奇的观点大感震惊，强辩几句，称国家与制度背景不同，中国的公共预算背后的政治机制与其他地方不同，不似其他民主国家，人们离开公立学校便会带走选票。另外，中国的贫富差距不大，不应如此悲观。

他们没有说服彼此。“让我们拭目以待。”最后，王蓉给克劳奇的回信中这样写道。

但仅仅过了几年，王蓉便惊觉中国的现实情况愈发像克劳奇描述的那样。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全球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八亿多人摆脱贫困，与90年代“穷国办教育”的官方话语主张已大不相同。但随着人们收入差距的不断增大，部分地区的公立教育式微，越来越多的资源涌向私立教育（或称民办教育）。

一线城市的私立学校动辄就是六位数的天价学费，各类校外补习机构更占据了学生与家长的大量课余时间。近年的统计数字便是例证，譬如，2015年上海中考成绩排名前十的学校全部是私立学校，无一所是公立。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浙江、江苏、广东、云南等很多地方。

而随之加剧的，是整个社会对于教育的焦虑。许多公立学校的成绩连所在地的平均分数都达不到，而就算私立学校竞争激烈、学费昂贵，学生和家长仍然挤破头。“公办学校沦为‘鸡肋’，陷入尴尬境地。”社交媒体上时有控诉，公立与私立教育两极化的发展趋势，让寒门子弟再难有出头之日，社会阶层日益固化——到底是教育改变了社会，还是社会改变了教育？

“作为一个学者，你不能去撒谎，不能意识到了问题却假装没有发生。”王蓉将克劳奇的文章翻译成中文，在学术圈内传阅，期望在从上至下倡导推行免费教育的热潮中，引起一些逆流的严肃讨论。2017年，她发表论文《直面我国的“教育拉丁美洲化”挑战》，指中国会出现巴西等拉丁美洲国家的极端教育不公平格局，一时间在舆论中引发轩然大波。

王蓉意识到，原来普通中国人对教育的焦虑、纠结和不满，“已经快要到了爆发的程度”，而“政府的话语系统还停留在很多年以前”。

她想要把这种焦虑的来龙去脉搞清楚。2017年，她与同事们在中国29个省份353个县共计四万余户家庭中进行调查、统计，并调研中国多种类型的教学机构，在2018年夏天出版《中国教育新业态发展报告》。试图以数字来回答，教育的供需矛盾和根本症结所在。

在和微课堂记者的采访中，王蓉形容“这是一个为期十余年的故事”。回溯她对于免费教育政策的参与、研究与反思，她引用了克劳奇那篇论文中让她久久难忘的一句话：

“制定有关收费的政策，意味着触碰一个极端复杂的体系，而采用简单的政策去触碰复杂的体系，则有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

下面问答摘录自端传媒与王蓉教授的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