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基础教育的变迁规律与基本特点

二、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基础教育变迁的基本特点

自五四运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时代，中国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在尊重社会发展基本规律和人的发展基本规律的前提下，克服重重阻力和困难，由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支撑社会主义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乃至推进世界教育前行的重要力量，充分、深刻地体现出在制约中服务、在适应中超越、在改革中进步、在坚守中创新、在开放中互鉴等鲜明特点。

（一）在制约中服务

在制约中服务，是指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既受到教育内外部因素的制约和影响，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又始终以服务这些制约因素为目的。

纵览历史我们看到，基础教育的性质、领导权、受教育权以及教育目的等方面从根本上是取决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并随着后者的变更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变化了的政治经济发展要求。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掌权时，基础教育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半封建半殖民性质，而其办学目的则是为个人或少数团体的专制独裁统治服务。当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教育改革、教育普及作为党的奋斗目标被明确提出，教育也因此成为在党的领导下反帝反封建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武器。新中国成立，基础教育也转变为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为人民服务、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建设服务。当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正式确立时，基础教育又体现出明确的社会主义性质，承担起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历史使命。

（二）在适应中超越

基础教育百年变迁的第二个特点表现在适应与超越的关系上。据前文所述的变迁规律，基础教育的改革不能脱离一定历史时期与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人的发展规律，必须根据社会和人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情况和阶段特点作出合理科学的安排。否则，不主动去适应现实条件，脱离它或者不及时作出调整，就会出大问题。20世纪50年代末期“教育革命”对中小学教育事业的严重破坏就是历史给我们的深刻教训。

但综观基础教育的发展，它远不止于被动的适应，还体现出对一种对现实的超越。马克思唯物实践观认为，实践是人自身通过对环境的改造和创造来达到与环境的统一的活动，在本质上是超越的。教育作为培养人的实践活动，也必然具有超越的特征。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教育“三个面向”，特别是“面向未来”的重要论述为这段话提供了言简意赅的最好注脚。回顾历史，不难发现，社会发展水平越高，越是现代化、越是进步的社会，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所展现出来的超越性就越明显。改革开放尤其是90年代以来，随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基础教育领域的各项改革在适应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在不断思考着自身肩负的时代使命，越来越着眼于未来社会的发展、教育的发展和人自身的发展。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对既有课程体系的问题和弊端的解决，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当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要求，它对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合作、学会生存、学会做人的重视，对学生终身学习能力和全球意识、正确价值观的培养，则是对未来社会发展的回应，对现实的超越。

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在适应中不断超越，充分体现出基础教育对社会、对个人的能动的反作用。在时间向度上，它着眼的不是当前的、现存的社会，而是“非宿命论式”的未来社会，是对现存社会的改造。在培养目标上，它致力培养的也不只是适应当前社会发展需要的人，而是具有充分主体性、实践性和创新创造意识与能力的，能对现有社会进行改造，甚至能创造一个新的社会的个体。

（三）在改革中进步

改革是基础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改革精神贯穿始终。在持续的改革中，中国基础教育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方向不断进步与发展。

“五四”前后，中国教育开始一面通过引进外国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一面通过自主创新，对传统基础教育展开全方位的变革。前者诸如1918年至1922年间引入国内的“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文纳卡特制”“德克罗利教学法”等西方教学方法和教学组织形式，后者如陶行知提倡的“教学做合一”“连环教学法”“小先生制”，陈鹤琴的“活教育”及其“教学游戏化”“教学故事化”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近代教育向现代的转型，有利于教育的普及和教育质量的改进。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基础教育领域的改革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改革成果之丰硕也创造了历史之最。教育体制机制改革、义务教育普及与均衡发展、课程与教学改革、教育对外开放等都在不断深入和持续推进中。以义务教育普及与均衡发展为例，据统计，截至2018年底，我国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从40年前的94%提升到99.9%，初中阶段毛入学率从66.4%提升到103.5%，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从33.6%提升到88.3%；从2008年秋季学期起，城乡义务教育全部免除学杂费；全国超过80%的县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我国义务教育普及率均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用短短40余年时间就走过了西方国家近百年的义务教育普及之路。

（四）在坚守中创新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基础教育的百年发展是对“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对中国基本国情的坚守中不断创新与进取的过程。

回顾基础教育的每一次重大改革与发展，取得的每一项成果与进步，无一不是在对中国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对中国现实国情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实现的。对中国基础教育产生广泛影响的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就是如此。虽然深受美国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影响，但陶行知却将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翻了半个筋斗，改造成“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并加入“教学做合一”的主张。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创新和改造，一方面是基于当时剥削阶级垄断教育，劳苦大众丧失教育权的现状，试图通过改造生活和社会来普及大众教育；另一方面也得益于我国传统哲学中“知行观”的启迪，并把生活教育学说逐步建立在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为中国教育发展探索出一条新路。

新的时代，新的坚守，新的创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既是对中国基础教育百年发展经验的高度理论概括，也是“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所收获的最丰硕成果。

（五）在开放中互鉴

五四运动带来的思想上的彻底解放，赋予了中国基础教育在对待国外先进教育经验时所具有的开放学习的姿态和兼容并包的精神，这种精神一直延续至今。基础教育由近代向现代化转型的发展历程也呈现出从单方面向他国学习到与他国互学互鉴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基础教育的世界影响力不断扩大，开始为世界教育发展贡献着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在理论创新上，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层面组织推动的新课程改革，以新课程理念为指导，通过多年的持续努力，在实践和理论等方面，对基础教育改革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民间角度看，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指导下，中国教育学会组织其下辖的各个二级分会积极探索基础教育改革，在语文、数学、外语等相关二级分会开展了大量的教育实验，并获得了丰硕的理论研究成果。其中有不少获得国家基础教育成果奖，并且已经在实际上得到推广应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陶行知基金会等群众性教育学术团体，以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为基础，从20世纪80年代初在全国各地开展了一系列基础教育实验，也产生了以新教育实验、“生活·实践教育”实验等为代表的一大批重要教育实验及其理论成果。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以华东师范大学叶澜教授为核心的学术团队，历经20余年“新基础教育”研究探索而创建的“生命·实践”教育学，成为引领当代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和教育学学科重建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生命·实践”视域下，生命成为教育活动的基石，课堂教学需重视学生生命的整体发展，焕发课堂生命活力等思想和观点对教育和人的关系做出了新的诠释，并且从“发生学”“病理学”“未来学”三个维度对教育学发展进行了充满中国特点和时代特色的反思与重构，为21世纪中国教育学的发展乃至世界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在实践层面，随着教育领域改革开放不断向纵深发展，特别是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基础教育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广泛参与全球教育事务。2009年起，上海等地先后四次参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开展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与其他国家中学生同台竞技，成绩不俗，引起全世界的关注。2015年前后，通过中英人文交流机制，英国与中国上海开展了“中英数学教师交流计划”，先后两批各派70余位数学教育专家和教师来华学习，并邀请130余位上海数学教师赴英国开展示范教学活动，在8000所小学推广上海式数学教学方法，对增进两国教育教学经验交流与学习、中国教育走向世界发挥了积极作用。2016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教育对外开放事业的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工作进入以“提质增效”为主要特征的新的发展阶段。对基础教育而言，包括完善中外人文交流机制、建立成功经验共享机制，实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教育合作、教育援助在内的诸多措施，既有助于进一步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为我所用，也有利于把中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优秀经验推广到更多国家和地区，为世界所用。

梳理五四运动以来基础教育变迁的历史，揭示其变迁规律与基本特点，是为了更好地反思过往、看清现在和展望未来。从大历史的观点看，五四运动以前的一百年，是近代以来尤其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受到西方社会与西方文化猛烈冲击的一百年，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严重断裂，由盛而衰、逐渐沉沦的一百年，是中国传统文化遇到尖锐挑战、步履维艰的一百年，也是中国传统教育难以为继、开启艰难转型的一百年。

五四运动以来的一百年，是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在西方社会与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挑战下奋起应战、重新崛起的一百年，也是中国教育不断适应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需求，不断适应现代人的发展需求和不断适应现代世界的发展需求的基础上，不断实现自身现代化的一百年。百年中国基础教育历经变革，在教育现代化道路上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当然，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的基础教育还存在着许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地方，与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与国家对基础教育的育才需要，与未来社会发展对人的发展的需要，等等，都还存有一定距离，因此，改革发展创新还需继续前行。

展望下一个百年，前程似锦，任重道远。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为我们指明了发展远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到本世纪中叶“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并提出了建设教育强国、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和知识支撑的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所作重要讲话中更明确指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斗争实践中懂得，中国社会发展，中华民族振兴，中国人民幸福，必须依靠自己的英勇奋斗来实现，没有人会恩赐给我们一个光明的中国。”作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基础教育地位特殊、责任重大。广大教育工作者必须继续坚持党的领导，继承和发扬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充分尊重规律，善于利用规律，勇于担当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增强“四个自信”，继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强力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朝着建设教育强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前景不断前进。

（作者：周洪宇，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刘佳，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