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基础教育的变迁规律与基本特点

纵览百年变迁，基础教育的变迁孕育于特定的文化环境，并服务于文化的延续与发展。从基础教育与文化变迁的角度看，五四运动以来的百年，就是从传播封建文化到三民主义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以及到社会主义文化，直到提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在文化核心的价值观上，就是从倡导封建的忠君尊孔再到提倡民主精神一直到构建现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四）基础教育的变迁适应于人的发展要求，并促进着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

马克思主义从历史辩证法的角度提出了“人的发展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的基本规律，并把“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教育作为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必然会受到不同社会形态和不同历史时期中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制约，与一定社会对人的发展要求相适应，对人的发展的提升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产生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各行各业亟需建设人才。在1949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为工农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与之相适应，中小学教育的目的被规定为培养既能升学，也能在毕业后从事劳动就业和生产的人。对基础教育这一“双重任务”办学方向的规定一直延续到50年代末期，是符合当时国家社会经济建设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改革开放拉开序幕并不断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建立并不断发展，对人的发展要求又有了新的变化，对基础教育目的、培养规格以及内容、方法手段等方面又提出新的要求。从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对教育任务的表述中，不难发现这一时期教育工作的最终目的就是培养能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大批人才”，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表述中突出了对“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素质”的重视，并对基础教育的发展提出明确要求，即“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在此基础上，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把国民素质提升到关系综合国力强弱、造就21世纪新人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高度，作出了实施素质教育的重大决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基础教育的发展取向都更加关注人的本体发展的需求。包括个性、能力和知识在内的人的全面、和谐、自由、充分的发展观点逐渐突破狭隘的“工具论”思维，“正在超出其他实用型的教育观念而成为当今世界基础教育改革的首要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并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发展的奋斗目标，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具有内在的同理性和延续性，为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总结教育改革新理念新思想和新观点时，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新时代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教学改革、教材改革等都要瞄准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使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目标不断向前推进。

（五）基础教育的变迁深受国外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并为世界教育的进步贡献着中国智慧

回顾历史，可以清晰地发现，20世纪我国在探索基础教育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国外先进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先后经历了三次重大的转向：第一次转向发生在民国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由近代以日本为中介向欧洲学习转向效仿美国；第二次转向出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学习美国转向借鉴苏联；第三次重要转向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逐步摆脱对他国的简单移植和模仿，开始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发展道路。中国基础教育由“向外索求”到“内生创造”转型发展，为世界教育的进步贡献着中国经验和智慧。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值欧美教育革新运动之际，各种旨在改造传统教育以适应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社会发展新要求的教育思想、理论、方法与实践被大量引入中国，在郭秉文、蒋梦麟、胡适、陶行知等留美归国教育学者的推动下，特别是1919年至1929年间，杜威、孟禄、克伯屈、帕克赫斯特等美国学者纷纷先后应邀来华讲学，促使基础教育的发展一改近代以来日本（欧洲）模式，转而体现出浓厚的美国教育色彩。1922年新学制便是典型代表。该学制效仿美国学制，设计中小学“六、三、三”的分段框架一直延续至今；受杜威“儿童中心论”启发，强调学制系统对个性及智能的重视，提出“谋个性之发展”的标准，还在中学教育阶段推行选科制，并兼顾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对国内外情势的分析，党中央作出了“以俄为师”，向苏联学习，依靠苏联帮助来进行国家建设的决策。在教育事业上，也明确了要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期间，我国大量译介出版了凯洛夫、马卡连柯等人的教育理论著作，在全国教育界掀起了学习苏联教育理论的热潮。据统计，人民教育出版社在1951年至1957年间，翻译出版的苏联教育著作达303种，发行量1262.78万余册。中小学自然、物理、数学等教材也多采用苏联的编译本。如1953年教育部责成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就明确要求数学和自然科学教科书以苏联最新出版的教科书为蓝本。此外，对苏联中小学十年制教学计划的效仿，对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双基”）的注重，课堂教学“五环节”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的推行，等等，对新中国基础教育事业的快速起步和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然而，在具体教育实践中，对苏联的学习逐渐变得僵化，甚至异化为对苏联教育的全盘模仿，随着20世纪50年代后期国内外局势的变化，苏联教育对中国基础教育的影响也就戛然而止。自此，中国开启了在自主探索基础教育发展道路的前提下，积极借鉴国外先进教育经验的改革历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步伐不断加快，内涵也不断丰富，呈现出从偏重“双基”，到重视智力和能力培养，再到重视非智力因素，提倡素质教育的发展轨迹。这种趋势的出现固然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紧密相关，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到了国际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改革成果的启发和影响。例如，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的认知发现教学理论对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国基础教育的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布鲁纳对学习过程、认知结构以及发现学习法的相关研究结论使我国基础教育领域开始由以往的对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片面强调转移到对学生自身认知结构和能力的关注上。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同世界教育的关系日趋紧密，受其影响更加广泛。《德洛尔报告》（1996年）、《核心素养促进成功的生活和健全的社会》（2003年）、《教育2030行动框架》（2015年）、《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2015年）等一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合组织等重要国际组织研究报告与政策建议，从理论和实践层面，为中国教育及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了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基本理念、总体目标、战略任务和实施途径、保障措施，也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履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承诺的重大举措。同时，我国基础教育也在这一过程中努力为世界教育的进步贡献着中国经验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