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之文：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老话题新使命

拔尖创新人才对我国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各方面已有高度共识，现在的关键是如何把理念转化为行动。对于教育工作而言，就是如何真正把拔尖创新人才甄别选拔出来、科学培养出来、有效凝聚起来。 

精准选才：立足国情、教情 

拔尖创新人才往往智力超群，在某些方面有特别的天赋。对此类人才，往往需要实施专门的教育，否则很可能被埋没，造成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 

拔尖创新人才各有特点，人们时常将其称为天才、怪才、偏才，似乎很难甄别，但其实有一些共同的智力和心理特征，可以通过一些办法进行选拔。这方面，我国进行了不少积极探索。比如，基础教育阶段的超常儿童教育、早培教育，高校自主招生、特长招生等。这些做法在选拔培养创新人才方面是有效的，但在实践中，被许多家长和学生当成升学的“捷径”，甚至演变为“全民运动”，违背了初衷，不利于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今年启动实施的高校“强基计划”，实际上是对过去自主招生政策的调整和完善，旨在更加精准选拔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真正让有特殊才能和禀赋的学生脱颖而出。 

在精准选才上，国际上有一些成功的做法。比如，美国高校招生，在中学GPA基础上，参考SAT成绩，还要对学生的其他能力禀赋进行综合考察，选拔适合培养目标要求的学科拔尖人才。比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专门设立英才教育中心，与全美15000所中小学建立了联系，有一套切实可行选才办法。首先将同年级的标准化测试成绩(SAT成绩)作为初筛标准，然后用更高年级的测试来评估那些在自己年级测试中表现优异的学生，据此识别有特殊学业潜能的学生。 

总之，在选才上，我们要立足国情、教情，借鉴国际上的可行做法，在保障公平的基础上，更加精准、有效地选拔拔尖人才。 

科学育才：找到合适的路子 

拔尖人才需要一定的天赋，但后天的培养非常关键。为此，需要针对创新人才的特点及成长成才规律，实施个性化、差异化教育。高等教育阶段是创新人才成长的重要阶段，高校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主阵地。高教法明确人才培养是高校的第一职能，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也要紧紧围绕人才培养这个核心。 

近些年来，我国很多高校立足国情、借鉴国际经验，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和探索。比如，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加强基础、淡化专业”的做法；南京大学匡亚明学院“贯通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培养机制；复旦大学开展的“通识教育、跨学科选修”等。这些探索很有意义，积累了不少经验，值得深入总结。对于那些符合教育规律、确有实效的做法，要予以推广。同时，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改进完善。我国高等教育在读规模已位居世界第一，潜在创新人才的基数很大，很多高水平大学的办学条件已经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只要找到合适的路子，定能够把创新人才培养好。 

有效聚才：高校要主动作为 

独木不成林，人才只有在聚集中才能发挥更好的效应。1954年，我国研究制定了《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确定了12个重点领域，57项重大任务，为“两弹一星”工程等重大战略项目汇聚相关领域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今天看来，这种目标导向汇聚高水平人才的思路仍有现实意义。 

在当前国际形势背景下，教育战线特别是高校，要创新思路、把握机遇，进一步发挥好高校在聚集拔尖创新人才方面的作用。近40年，我国出国留学近600万人，回国发展的365万，近半人尚在国外，绝大多数在美国。目前，美国有华人院士约300余人，八大常春藤高校华人教授约320余人，中国原“985”高校毕业生有约20万人在美国高科技企业或高等教育机构工作。近年来，美国在高层次人才方面对我国实施全面封锁，并针对华裔科学家开展调查，使其工作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在此非常时期，需要高校主动作为，与在美华裔科学家建立密切联系沟通机制。一是发挥校友会等渠道的作用，制定具体联络清单；二是针对重要科学家，制定专门方案，“一人一策”；三是搭建创新平台，完善机制，以不同形式吸纳华裔科学家回国建功立业。在这方面，我们的思路还可以再开阔一些。比如，发挥大科学装置项目聚集人才的作用。欧洲实施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项目，就有近80个国家和地区7000多名科学家参与。我们要面向科技前沿和国家战略需求，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大科学装置，籍此吸纳国际拔尖创新人才。比如，在海外布局研究机构。新加坡国立大学在硅谷、上海、斯德哥尔摩等海外著名创新集聚区设立海外学院，效果很好。我国要支持高校创造条件，抓紧在海外布局一批研究机构，以跨国合作的方式使用当地人才，实现全球范围内高水平人才为我所用。 

站在新起点系统谋划 

对教育而言，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是一个老话题，也是一个新的重大课题。 

之所以说“老”，是因为这项工作历来是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教育工作肩负的国家使命。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比如，在高校设立“少年班”，在基础教育阶段设立重点校、实验校，针对潜在创新人才开发特殊课程教材等。多年来，老一辈教育工作者、科技工作者更是对此倾注了心血。比如，钱老晚年多次忧心忡忡谈到这个问题，振聋发聩地提出了“钱学森之问”。 

之所以说“新”，是因为这个问题始终还没有得到有效破解，创新人才培养乏力、高层次创新人才流失，始终是我国教育之痛、民族之痛。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剧变，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战，迫切需要站在新的起点上进行系统谋划，更加积极有效地作为。

（朱之文，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