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健：诺贝尔奖与中国的“工具化”教育

　　四

　　秦晖说中国文化有“儒表法里”的道统，教育也是如此。以专教人学些吃饭、养家糊口本事的职业教育，把“学以致用”当指南，以“仓廪实、衣食足”为里子，以“知礼节、知荣辱”为面子。只管教人学谋生的职业手段，教人脱贫致富奔小康，而很少讲“有钱”以后，该怎么做“人”。从职业中学毕业，会点化学知识的人就敢把“三聚氰胺”往奶粉里加，把豆制品做成“人造肉”往火腿肠里加，只管自己赚钱，不管他人死活。

　　缺少和“人”有关的礼节和荣辱教育，特别是现在的职业教育和商科教育，大多把“不夺不餍”的“狼性”当做职业精神来培养。这样教出来的学生，在学校的时候，读书一知半解，便以为世界的机遇和真理都在自己手中，未来国家社会江湖商业非以此为准不可，一旦进入现实的社会，当空中楼阁掉到地上碎成一堆二维码的时候，以国家为己任的丰满理想立刻瘪变为与有权有势者同流合污，狗苟蝇营。

　　同样一个学生，为何校园内外，判若两人？盖其原因，缺少“人”的教育，心中并无真爱，遇到一点困难，内心就溃不成军。

　　五

　　大学教育，本来是做“大学问”、研究“大事情”的地方，现在却以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专业化的“技术官僚”为目标。说好点，是培养出一些以“知识”为武器，为利益集团和自己谋利益的“砖家”；说差点，连“技术官僚”都算不上，只是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立言行事由利益出，和“人性”只有五毛钱的关系。

　　北大教授钱理群之所以能说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句话，和北大和清华在“文革”结束之后，不同的教育理念所致。北大认为，文革的发生是因为中国缺少独立思考的人；而清华觉得，文革的发生是因为中国缺少专业的技术官僚。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残酷的，九十年代中国官场“清华帝国北大荒”的景象，让北大培养“独立思考的人”的教育理想，就象南门外的围墙，拆了建，建了拆，最终落入了培养“工具”的泥塘。

　　大学教育，作为精英教育，其中人的“德性”教育更为重要。一是要立志，二是要有品。志是心之所在，也就是叔本华说的意志的力量，一个人要知道人本身的价值，对自己的生命有一个清晰的认知，你在那里，往那里去？

　　所谓的品，就是一个人总得有个自己喜欢的追求，不能什么事情都见风使舵；同时，也要学会将心比心，认同和谅解别人的立场。一个人只管自己的追求，不管别人的死活，就像希特勒一样，很容易变成成极端分子；一个人没有立场，仅把大众的好恶做为归属，就是一个媚俗之人。

　　目前的大学之中，这两种人正源源不绝地涌向社会，因为我们的教育没有对他们进行“人”的基本教育。

　　人性教育也好，德性教育也好，都不是简单地宣传各种规则，人的德性是在行为中间培养出来的。一位西方哲人说：“我们通过正当的行为成为正当的人，我们通过节制的行为成有节制的人，我们通过勇敢的行为成为勇敢的人”。

　　据报道，当大隅良典接到获得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奖通知时，他说：“我很惊讶，我在我的实验室。”在日本，很多的知名教授都亲自下实验室，亲自带着学生做实验，亲自复核数据，学生的德性就是老师这么带出来的。

在中国的大学里，像大隅良典这个级别的教授，很多早就脱离了实验室，做着申请课题要钱、四处开会拿红包的事情，即便是级别较低的副教授，也会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写提案、开会、行政工作、训斥学生等等。

　　大隅良典曾经这样形容自己“我不喜欢跟人竞争，我没有自信能赢”。这句话后面的精髓是自知者明，自胜者强，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并持之以恒，富贵不淫，贫贱不移。这些都和技术无关，与一个人的精神相连，科学和技术的后面是热烈的情绪与敢作敢为的无畏精神，是余勇可贾、负重任走远道的精气神。

　　教育首先是关于“人”的教育，培养的是一个人的精气神，而非单纯的知识和技术。显然，今天中国的教育，在歧途上走得太远了，太欢乐，太自以为是。

　　（作者：周健，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