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小芩：科举的现实意义

今天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特别谢谢程老师介绍我们在中国台湾清华大学的文物馆。馆藏内容目前有四千多件，主要是学校教授捐赠的收藏文物。文物馆的馆舍由台积电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曾繁城先生捐赠，今年十月刚刚落成。在此之前，我们是在一个展示厅来办我们每一次的特展。

今年我们特别办了一个科举的特展。我感到特别荣幸，程介明老师听说我办了一个科举的展览，专程从香港到台湾来看展，感受到了他对于科举制度的关切和热情。文物馆为什么要办科举展览呢？今年2024年，是个很特殊的年份，因为末代科举在1904年甲辰年举办，所以今年距离末代科举刚好两个甲子，很值得我们来认识科举，想一想科举与我们的关系，对我们的影响。程老师刚才也讲到了科举影响非常大，所以我们办了这么一个展览。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网上搜寻我们的文物馆，线上仍然有这个展览。

 科举是重要的选才制度

首先明确：科举一开始不是教育制度，是个很重要的选才制度，它要选拔官员。从隋朝到1904年末代科举，1905年正式废除，1300多年，非常了不起，改朝换代它都一直延续下来。科举拔擢了超过10多万的进士，还有数百万的举人，这是非常了不得的制度。

隋朝开始正式用考试取才，唐朝延续了这个制度，那时属于基层公务员的选拔。我们找资料可以看到，大诗人王维考上了状元，只是当了一个八品小官。

直到宋朝，科举制度越来越完善，增加了进士的人数，而且放宽了应考的资格，大部分的人都可以来考，不受家庭背景的影响，对于偏远地区的考生还会贴补路费，这已经非常先进了。那个时候一开始每三年考一次，1065年起，定期每三年考一次，分为三级：解试（州试）、省试（由礼部举行）和殿试。南北宋320年，加起来有三万九千多位进士。

元朝是蒙古人统治，办过十六次科举考试，取进士1,139人，可是对这些人才不特别重视。

明清两朝的科举制度，我们最了解、资料最多、做研究最多。明清沿袭宋朝分三级、三年考一次的办法。首先，由地方政府办童子试，通过的人叫秀才或者生员；每3年举办一次乡试，在省城，秋天办理，通过的是举人。来年春天进京会试，由礼部主持，通过者称贡士；最后由皇帝主持殿试，殿试通过的是进士，分一甲、二甲、三甲，一甲只有三个人，状元、榜眼、探花。我每次觉得取前三名是很有意思的，现在我们各式各样的竞赛都有金牌、银牌、铜牌，也就是取三人，这个巧合挺有意思。明代与清代各录取了2万多名进士。

科举为什么能延长这么久？首先是广纳人才。从宋朝开始便建立一系列的防弊系统，非常系统性的，我把它称为“防弊系统”。为了公平取才，防止作弊，对考官、考生以及出题、答卷、阅卷都有严密的措施。考官都是临时派的，一旦选定了，他们要到贡院关起来，不能跟外界联系。考生到了贡院要搜身，要对号入考棚，不能离席，也不能跟其他人联系。试题要密封。考生答题用黑色墨水书写，考完后，主办单位会找另外一个人用红色墨水把答题誊录起来，叫朱卷，阅卷官看的是朱卷，而不是黑色的卷子。可是你不能随便乱抄，誊录卷子的人也要经过考试挑选的，誊录完毕，还有对读，再确认誊录的正确性。最后，每份答卷至少有两位阅卷官批阅、推荐，主考官还会再看过整个过程非常繁复、非常严谨。

明清两朝维持严格的防弊系统，发现弊端便严厉处置。例如1858年顺天乡试主考官为一品大员，受嘱托修改录取名单，事发后被处以斩立决，可见朝廷对于科场弊案有多么重视了。

2013年，岳麓书社出版了一本由杨学为、乔丽娟和 李兵编辑的 《科举图录》，收集了非常多的科举制度的相关图像，其中有一张是光绪年间《顺天府志》中的顺天贡院全图。当年顺天贡院是北京天津一带生员来考乡试 (举人)的考场，有10420间考棚。而为江苏、安徽一带学子办理乡试的江南贡院，甚至高达20622间考棚，规模更是庞大。一个人一间考房，这很厉害吧，制度就是这么严谨。

整个防弊系统，有关于试题的处理、答卷的处理、批阅的处理都非常的严谨。当时有不少人作弊，冒名顶替考生，现代有人这么做，当年也是有的。为了确认考生身分，有一个结状，上面记录很多的资料，包括姓名、年龄、身家清白，还要有邻、里、族人担任保人，签名具结。

考生考完以后，要把答题卷密封起来，各位可以看到这里有层层的措施，所以墨卷誊录之后全部密封，你就不知道是谁的卷子。这里有一系列非常严谨的防弊措施。

另外一方面，科举在制度上也考虑区域的平衡。在明朝，曾经发生过南北榜的争议，洪武三十年（1397年）春天杏榜取录的五十二名进士全部为南方人，引起北方举人的不满，怀疑有弊端。朱元璋亲自查问后，议处三名主考官，在夏天再发榜，所取的进士全为北方人。但这样的考试结果，很可能是因为江南比较富庶，人们教育上的投资比较多，因此江南学子考试表现比较好，也情有可原。但为了区域平衡，也为了巩固人心与社会秩序，有许多政策上的辩论，到了明仁宗的时候规划考试分南榜与北榜，如果100个举人，南60，北40。而后来1427年正式实施时，甚至做了北卷 (35)、中卷(10)、南卷(55)的配额。

清朝也沿用这配额制度，而且配额越来越细。例如乾隆九年(1744)乡试共录取1225名举人，名额分配为: 顺天213名，江南114名，浙江94, 福建85, 广东72，广西45, 贵州40。我来自台湾，台湾从1823年开始也开始被配额，3年一次的乡试可以有7个举人，殿试可有1个进士。所以台湾第一个“开台进士”郑用锡是1823年科考产生的，他来自于新竹，现在清华大学所在地，这是新竹地区非常荣耀的一件事。

考试防弊系统这么严谨，录取配额这么慎重，那么，录取率怎么样？这边有些推估或者计算。明朝乡试，举人是30取1，录取率算下来，因为区域不同，大概在2%～5%，不容易吧。会试反而容易一些，有7%～10%。清朝从童生取秀才(生员)可能是最难的，一般在0.2%～0.7%；生员到举人录取率差不多5%。经过这么高的淘汰率，举人差不多有1/5可以考上进士。这样算下来，所有参加科举考试者，差不多只有0.000136%可以上到进士；如果以全国人口为分母，考上进士比例估计更只有0.000005%。可见这个制度在筛选人方面是很严格的。

1964年，芝加哥大学历史学者何炳棣出了一本非常有名的著作《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原来是英文的，翻译成中文叫《明清社会史论》。他仔细考察明清的进士档案，每个进士档案都记录了曾祖父、祖父与父亲三代的背景。他统计进士的背景，计算出明清中进士的人里面差不多30%家里三代无生员，也就是30%的进士是三代都没有中过秀才，这是社会垂直流动率的比例。当然三代中有举人的比例更高，将近60%。这样的社会垂直流动程度算高还是低呢？大家可以讨论。但要知道，当时欧洲是封建世袭，根本没有流动率。

 科举考试是否能有效选拔所需人才

接下来要考察，科举考试是不是能够有效选拔出所需要的人才？这就跟考试内容有关。考试的内容早期包括诗、赋、论、四书五经等很多样，也经过不少变迁。宋朝初期主要以诗赋取才，王安石变法(1071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有关科举考试，他觉得应该要策论精义，要讨论实务。元朝虽然没有很重视科举，可是它定下了一个影响非常深远的规定，就是把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标准本，从此学子们只认这个，不念其他的，其他所有的书都被认为叫杂书，大大限制了做学问的广度。清朝乾隆58年(1793)确立乡试及会试，考三场，每场三天，考试内容为：第一场四书，第二场五经文各一篇，第三场经史实务策五道。明朝的时候开始要求八股文，到了清朝更严格要求答题的格式、用字避讳、字数等等，学子的思考与创造力难以发挥，考试日趋僵化。随着时代变迁，晚清面对东西列强虎视眈眈，科举考试到底能不能够拔擢出时代所需要的治理人才呢？这成为严峻的课题。

事实上，科举考试的内容到了清末已有大幅改革。例如，1902年江南乡试，已经废除八股文，第二场便考策论，并且纳入很多国际议题了。其中，第一题:中外刑律互有异同自各口通商日繁交涉应如何斟酌损益妥定章程令收回治外法权策，是有关通商口岸国际贸易规范的题目。此外，还有关于如何让他国可不可以来干涉内政，如何在列强采取金本位货币制度下让中国赔偿时减少亏损，如何参考外国农商政策用于中国江南， 如何参考欧洲科学发展以为富强之基础等题目，都是放眼全球，重视国际局势。政策实务取向的考题已经势不可挡，但仍不敌废除科举的声浪，1905年科举便正式废除了。

2005年科举废止百年，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一场盛大的“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刘海峰教授张亚群教授集结了大会部分论文，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科举制的终结与科举学的兴起》，内容非常丰富。。其中有一篇文章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在此跟大家分享。

这篇文章是美国宾州州立大学测评专业的教授孙开键(Hoi Suen)跟吴琼合写的《从现代心理测量学来看中国科举制度 》。文章提到，考试评量从现代心理测量学的观点，会谈到三个面向: 一个是考试的信度（reliability），也就是不同条件下，考试结果的一致性；第二是考试结果的效度（validity），考试的结果是否符合当初设计考试的初衷，符合考试目标；第三是考试的公平性，考试设计对不同群体的考试成绩是否有不同意义? 他们从这三个部分来考察科举制度。

首先要看考试的标的，科举的目的是什么? 科举是要拔擢人才，选贤与能。“贤”是品德，很难用笔试考，但“能”，是不是可以从笔试来测得呢?

作者首先从考试内容来考察科举的效度。他们认为，如果有长篇的论述，有机会看出考生知识的广度和思考的深度，能够呈现考生的能力。但很大的问题是，阅卷官人力不足，三场考试答题卷，他不会完整仔细地看，往往只抽了一个(通常是第一场的答卷)就做了评断。所以作者认为，考试结果是建立在不完整的测试基础之上。但另一方面，因为进士的录取率非常低，考试结果的效度可以说是很高的。也就是说，能通过考试得到进士的人，能力一定很高；不过，考试可能也同时淘汰了大批有能力的人。此外，科举还有很多正面与负面的副作用，待会程老师可以再加以深论。

科举考试的信度如何呢? 作者认为，所有的防弊措施都是为了确保所有人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考试，所以信度是非常高的。因为它通过率很低，所以考试结果的信度也是高的。可是阅卷的时候，不同的考官的标准会相同吗? 作者认为，阅卷官批阅试卷时都会做眉批，阅卷官们会参考彼此的眉批，有助于提高不同考官评价的一致性。然而，在乡试的时候，因为阅卷官因时间所限，通常没有完整阅读考生所有的答题，所以存在着随机误差。到了殿试，几乎完全凭皇帝的喜好去排名，进士排名榜这个误差是很大的，这是比较不准的。

公平性方面，女性不能参加科举，在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大的不公平。但除此之外，它算公平。而且那时他们有大的考题榜，考试人员会大声宣读考题，这对于听力不好的学生也是福利，这时候已经考虑到能力不同的考生的需求了。当然，整体而言，准备考试、参加考试都所费不赀，家境富裕者还是比较有利的。

孙开键与吴琼总结认为，从现代心理测量学的角度来观察，科举制度是一个信度很高、相当公平且达到一定考试效度的制度。事实上，考试效度的问题是当代许多考试制度共同面临的挑战。

科举后来不能够因应时代之所需，所以1905年废除了，但是各种考试制度仍无所不在。我们在台湾仍然实施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也就是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我们还是有考试院。

 台湾的公务员考试制度

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文物馆科举特展开幕活动，请到了时任“考试院长”黄荣村 (今年七月底刚卸任)做了一场《从科举到文官国考》的专题讲演。黄院长是杰出的心理学者，也曾经担任教育部长、大学校长，行政经验非常丰富。他指出，废除科举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教育改革，科举虽然废除了，但考试仍然存在，特别是台湾的公务人员考试与传统科举非常像。

黄院长分享，现在台湾每年有超过20次的中央政府主办的文官考试都是笔试为主。超过36万的公务员里，90%以上具有大专学历，公务人员的教育水平是很高的。而公务人员考试的录取率是很低的，历年“任用考”(一旦通过考试就分发任用)通过率在10%左右或者更少。有些考证照的“资格考”，通过率也只有20%，跟古时候的科举也是很类似。

在台湾，公务员考生在大学毕业以后平均花5-7年来准备考试，近3年高考更是平均考2.7次才及格。在公开、公平的精神下，现代文官考试仍承袭了大量的科举元素。黄荣村院长在“考试院长”任内积极推进文官考试的变革。

到最后，我们看到科举考试的信度很强。我不知道在香港或者在大陆怎么样，台湾到现在入围、密封考卷等等都承袭了科举的防弊系统。但是考试的效度怎么样，是大家努力改进的方向。

就筛选、拔擢人才的功能而言，科举考试因为阅卷人不足影响效度，现在有了人工智能可不可以帮忙阅卷呢?可不可以帮忙出题呢? 例如，人工智能用追问式的考题先问一题，再根据考生答题更深入追问，这样会不会提高考试效能呢？还有情境式的，比如文官考试考消防员，弄一个元宇宙消防的火灾情境，诸如此类各种情境考试通过人工智能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我们长期以来考试领导教学，这边叫应试教育，我们可不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发展出更好的考试或者测评的方式，从而带动养成教育或者教学的改进？这是我今天提出来跟大家思考的。

(据作者第七届世界教育前沿论坛发言整理；谢小芩 ， 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