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健：诺贝尔奖与中国的“工具化”教育

　　中国教育最引以为荣的是义务教育，经常说小学净入学率为99.8%、全国文盲率不到5%，但教育出来的却很多是像蔡洋一样的“人”。教育对于他们而言，不过是解决了认几个字、会上网、会“爱国”、会读民族主义小报的问题。

　　往好了说，义务教育是教会他们能从农村进城打工，能看懂招工启事，能养活自己、娶妻生子。但是，养活自己以后该怎么办，该怎么做人，怎么思考，教育在这方面教的不多。往不好了说，义务教育是把“人”当成国家强盛的工具来培养，识字之后能看懂简单的宣传标语，能进出“精神洗浴房”，只要能“做牛做马也爱国”、能“为政府出力”就好，至于究竟什么是“人”，“人”的尊严是什么，怎么对待“生命”，这个问题，教得不多。

　　蔡洋，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流露出来的是泛滥无归的兴趣、漫无节制的情绪、乱七八糟的逻辑、好高骛远的理想、不明事理的行动。蔡洋只是一个代表而已，大到“反日游行”、“改良派与口炮党之争”这样的社稷之事，小到“王宝强怒斥马蓉出轨”、“郭德纲曹云金之争”的鸡毛蒜皮，朋友之间，一言不合就拉黑退群，都是人被“工具化”的佐证。

　　在鸡毛蒜皮的争论中，弥散着诸如“没有理由，就是支持”这样的不负责任的极端言论。表面上看，很多人都生性固执，自以为有主张、有理想，仔细观察，大量的人是偏见武断，党同伐异，没有真理，只有立场。

　　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小学课程中“排它性”政治教育的结果，简单固化的价值观，教育的出来的人大多偏执而缺少包容，对待异己分子不共戴天，对同胞下手比对动物还狠，这教育，对“和谐社会”一点好处都没有。

　　今天的“正负能量”之争，就是“简单固化的价值观”之下的朋党之争、利益之争，彼此之间互相攻击，抓住对方一点短处就大惊小怪，被对手发现一点不检就手足无措。

　　因为缺少“人”的教育，被当“工具”培养出来的“人”，要么是刚愎自用地“党同伐异”，一言不合就打打杀杀，要么就是见利忘义，朝秦暮楚，毫无原则，留在它国爱中国。

　　明明种下去的是瓜，为什么我们得到的是豆？教育部长估计也想不明白。

　　仁和义是“人性”教育中的两个基础。所谓仁，就是要宽宏大量，要有气度，要有包容之心；所谓义，就是要坚持自己的理想，遇到事情能沉着应对，而不是覆雨翻云，见利忘义。

　　教育中缺少了“仁义”二字，自然就会种瓜得豆。

　　三

　　半夜还没睡觉，你老婆问你，为什么还不睡觉而在为公益项目写文案。

　　“为了文案能够更吸引人呀。”你回答。

　　“为什么要吸引更多的人呢？”

　　“为了让更多的人捐钱。”

　　“你们收那么多善款要干什么？”

　　“我们机构才会有影响力。”

　　“影响力有什么用呢？”

　　“就才帮助更多的人，做更多的事，拿更多的工资”

　　“拿更多的工资，我们就可以把孩子送去更好的幼儿园。”

　　这就是康德所说的“他律性”，行动的目标是为了实现外在的、别人设定的目标行动，而不是为人自身在行动。人本身成为了实现目标的工具，而非具有独立意志的人。

　　一个真正自由独立的人，不是考虑什么事情能不能干成，而是考虑这个事情自己是否愿意干，自己愿意怎么干。后者是一个人的道德选择，是对人本身的尊重，尊重人就是把人本身当成目标来对待，而不是台上谦谦君子，台下相互利用。

　　做公益需要筹款，你是用“脏钱”去套腾讯的钱呢，还是打“泪点”忽悠老百姓捐钱，还是，把事情说得明明白白，捐不捐随缘。这三种办法，虽然拿回来的钱是一样的，但拿钱回来的人却大不一样。

　　对于前两种募款的办法，即便是西方功利主义哲学的代表密尔也不敢这么干，因为那么做，从长远看会降低次生效益，会损害社会对公益组织的看法，会降低更多的人的捐款意愿。

　　而很多缺少“人本”教育、急于赚快钱的中国人对此是不会理解的，他们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利用技术和规则漏洞，“多、快、好、省”地把钱搞到手。

　　公益是件严肃而专业的事情，即便是募款，也要考虑很多细节给社会带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