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教育的真相

“不输在起跑线”的蛊惑已有些声名狼藉，为了反对减负，又出现似是而非的“警句”：“现在不吃苦，将来二百五”“现在不吃苦，将来准吃苦”。总之，就是想用“吃苦教育”来代替“快乐教育”。

毋庸置疑，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适当地、适时地实施吃苦教育非常必要。只要吃苦教育的时机、形式、内容、目的得当，对培养孩子的情商和道德，诸如意志力、同理心、同情心等，大有裨益。然而，用吃苦教育反对减负，反对教学中的“快乐教育”，就文不对题了。

实施“吃苦教育”，必须注意至少三个问题：

第一，吃苦之目的。如仅仅是冲着考分去强化吃苦，诸如“要成功，先发疯”等，其弊端已见诸报端，在此不赘述。

第二，吃苦的内容。让孩子在学科知识上“不输在起跑线”而加压、加量，迫使孩子早学、多学，有害无利。

第三，吃苦的时机。即使目的、内容、形式皆正确，但若时机不当，也会适得其反。

孩子在发育的过程中，思维和行为受到大脑阶段性发育的影响和制约。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的研究发现：

2～7岁孩子的大脑处于“前运算阶段”。此时，孩子缺乏逻辑思维能力，特别是缺乏反向的逻辑推理能力。比如，教孩子12+7=19，他可能可以理解，但孩子很难自己反向推算出19-7=12，因为孩子的大脑尚处在知觉集中倾向的阶段，他们只会凭着知觉能感觉到的东西，集中注意事物的一个方面，看不到事物的整体。

在这个阶段，把一大堆孩子大脑根本不能理解、不能接受的东西，硬塞进孩子的大脑。结果会怎样？在“前运算阶段”就没少吃“运算阶段”，甚至“形式运算阶段”的“苦”，这不但会引起孩子思维发展滞后，还会引起各种心理问题。

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亲眼见证儿子的经历——中国孩子的数学甩美国孩子数十条街，但为什么国际最高数学奖（Fields Medal），美国斩获27枚，中国尚无收获？

过早浸泡题海，“苦”没少吃，但终点效果不彰。

美国到高中才有校际足球赛。想进校队的孩子可自愿报名，但得参加淘汰率很高的“淘汰竞争”的过滤。

儿子上高一那年的7月16日，烈日当空，他与200多人参加了“淘汰竞争”。开始是两圈环校跑，接着是三组400米，然后是四组100米折返跑。孩子们已累得歪七倒八，第二轮又开始了：两圈环校跑，三组400米，四组100米折返跑……有孩子跑得晕倒、抽筋、呕吐。

后来，儿子参加了球队，进球第二多。但第二年要进球队，还得通过“淘汰竞争”。说是历史已成过去，竞争要从零开始。大概儿子心里想，去年进8个球，队里还能少了自己？“淘汰竞争”走过场罢了，因而没认真准备。结果，这个进球第二多的队员，跑着跑着倒在地上……他被残酷地淘汰了。

一个嘻嘻哈哈，一个生死相搏。非常发人深思。

有人说，美国高中流传一个数字“4”：每天只睡4小时，喝4大杯苦咖啡，为的是获得4.0的平均分。从北大清华来美国攻读学位的，也普遍感觉极艰苦。

与国内高校开学典礼隆重异常不同，美国毕业典礼异常隆重。这是因为美国的大学是大进小出的冶炼炉，经历无数大考小考、课题研究、作业实验……脱胎换骨者才能到达终点，能不隆重？在高校的起跑线上已定输赢，谁还冲刺？

其实，不是美国没有快乐教育，而是美国孩子高中开始发力，双方的间距在错位的起跑线和终点线上逐渐弥合。

四、渔啊，它还是那个“渔”

出现“年级越低，及格率越低；年级越高，成绩越好”的“反常现象”，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人们认为：孩子还小，在心理、生理、情感上，尚未具备应对激烈竞争的条件。因此，竞争会毁掉孩子的平常心，使孩子生活在压力、抑郁中，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于是，在小学阶段，美国孩子信马由缰，悠哉悠哉，只在乎成长，不在乎胜负——基本无像样的家庭作业、无班级排名、无成绩排队。甚至初中也还是过渡阶段，待核心素质逐渐强大后，美国的高中生才开始奋发，拼个天翻地覆，你死我活。这就是美国优秀的高中生与中国孩子差距弥合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的原因，还得到我们老祖宗那里去找。“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是美国教育界广为流传的中国古谚。在网上，古谚后面，往往附一小故事：某日，一小孩在河边见一老翁垂钓，鱼已满箩。老翁将鱼给小孩。小孩不要，对老翁说：“把您的鱼竿给我吧！”

这个故事本想赞扬小孩聪明。但一个不小心，这个“给”字就泄露了思维的差异。

古谚被“中为洋用”地译为“Give me a fish and I will eat today. Teach me to fish and I will eat for a lifetime （给我一条鱼，今天就吃完；教我钓鱼，受益终身）”。虽然翻译有点别扭，但抓准了一个“教”字。

鱼竿是器物，像鱼一样可以“给”他人；但思想和技能是不能“给”的。“以鱼”说的是“给”；“以渔”无法“给”，只能营造一个环境和平台去“教”、去培养。比如，科学课中关于气象单元的教学，可以有三种设计：

其一，老师循规蹈矩地把气象知识传授给学生。几个课时，就把所有知识点，像“鱼”一样，快速、有效地给到学生手上。

其二，老师把气象知识传授给学生；然后，带学生到气象站，把“鱼竿儿”给学生——让他们用各种仪器去预报天气。

其三，“研究气象谚语”是美国某小学四年级别出心裁的教学设计。孩子们耗时14周，去证实或证伪某些民间气象谚语。

显然，第三种教学方式下，孩子还在“如鱼得水”般不亦乐乎时，早被前面两条“鱼”甩了一个江湖。但慢工出细活。

首先，他们得学习研究气象谚语所需的气象知识；其次，要掌握测量和预报天气的工具和仪器；再次，还得去采访附近的居民、农民、气象员，收集民间气象谚语及其看法，并利用所学的现代气象学知识，去证实或证伪这些千百年来流传在民间的气象谚语的正确性。最后，组成正方和反方辩论，再把证实或证伪的气象谚语做成书面报告在学校的“科学集会”上展示。

假如头两三个星期，进行书面考试，甚至操作仪器去预报天气，从老师手上得到了许多“鱼”的学生，会得心应手地烤、煎、炸、焖……而那些还在“江湖”里“浑水摸鱼”的孩子，可能连鱼鳞都没摸到。然而，到了第十四周，从老师手上得到的“鱼”，可能已红烧得差不多了，但“江湖”里却已有人“渔”得浪里“百”条了。

因为这种“玩法”不停留在让孩子掌握天气变化的科学知识上；也不满足于让孩子知道用什么仪器去预报天气——培养气象员，掌握的仅是人们已知的东西。这是在培养科学家必备的探索未知世界的批判性思维。

虽然，我们早已有因材施教的教学思想；可惜，那只对“以鱼”而言。老师是在传道、授业、解惑时因材施教。其实，因材施教更应该对“以渔”而言。这个研究民间谚语的教学设计，是对“以渔”的因材施教，从而使“以渔”和因材施教相得益彰，甚至浑然一体，获得质变的升华。

把“科技”看作名词，我们理所当然地教学生课本知识；但喜欢“以渔”的老师，在教学设计中把“科技”看作动词。于是，学生们就去实践、体验、实验、思索、探究。

“以鱼”强调“学会”已知世界的知识；“以渔”以“会学”为手段去探索未知世界。

“鱼”苦，“渔”乐也。

五、“游戏”一回战争

哲学家杜威说：

“我们的教育中将引起的改变是重心转移，这是一种变革，一种革命，这是和哥白尼把天文学的中心从地球转到太阳一样的那种革命。这里，儿童变成了太阳，而教育的一切措施则围绕着他们转动；儿童是中心，教育措施便围绕着他们而组织起来。”

网游，让家长望而生畏。我儿子刚上初二时，接触到MUDS这种网络游戏。初中是“童年的天堂”和“青年的战场”的过渡桥梁。美国初中只有两年，初二也就是桥梁的末端。

我们来看看在这个“天堂”的“尾巴”——“战场”的“序幕”，孩子是怎样快乐地“游戏战争”的。

历史课老师亨利克布置了一个美国国内战争的课题研究。儿子选“安提顿战役”。根据要求，一是提交论文；二是在班上作汇报；三是制作一个与课题研究有关的实物。

早期的MUDS是通过文字描述，输入命令来进行全球网游的。开始孩子只是玩，后来解剖了几个程序，发现编程的秘密。于是，他决定设计一个“安提顿战役”的MUD。

这个网游计划很疯狂。首先，他要把史实研究透；其次，设计战役的场景和人物；第三，给这些历史信息编个性化的程序——把自己的构思写成一款网游。孩子很努力，自学C语言、JAVA。在提交作业的期限前，终于完成了程序测试。

“安提顿战役”的网游采用“穿越历史”的方式，电脑首先出现中学校门，然后是同学们走进教室。游戏里的亨利克老师，简要地介绍历史背景并说：“如果你们想看一看历史的真相，请拿上这把钥匙，打开这扇历史的大门，走进历史去作一个采访吧。”

同学们踊跃地要求当采访者。他们操作电脑，让自己走进南军司令部去采访南军司令。司令滔滔不绝地介绍南军的战略战术。到了南军前线，还可看到详细的兵力部署。在北军方面，同学们除了会见司令，还跟一位大个子士兵交谈。大个子告诉这位同学，他怎样搞到对这场战役起决定性作用的情报……

整个游戏把“安提顿战役”从大背景到细节，都演绎了一遍。儿子把亨利克先生和班里的同学都“编”进了游戏。大家看到自己出现在历史的游戏中，欢声笑语一阵高过一阵。

在编程时，儿子还不忘搞笑，比如，让历史老师穿戴搭配错误的领带和衬衣，手里还拿着网球拍。看到电脑中自己的滑稽像，老师开怀大笑。课题研究因标新立异得了130分（满分100分）。

后来，孩子曾一度野心勃勃地想把《三国演义》搬上MUD。

上了高一，某天晚饭后，儿子一边关门一边说：“今晚，要参加一个会议。”

原来，他已被一家MUD网站聘为“执行总监”，会议是讨论建立新的MUD网站。网站的主人，应该也是个孩子，想找几个既会玩MUD，又会编程的人，组成网游创作组，编最新一代的MUD。

我问儿子：“他付你工资吗？”

儿子看看我，笑着说：“老爸，这是做来好玩的，高兴就做；不好玩，就走人。没人要工资。我们的最高原则是好玩！”

儿子长大后，在曼哈顿当诉讼律师。在常人难以想象、难以承受的繁忙的律师工作之余，儿子在编写一个网游。我相信他会成功。因为这是他喜爱的“玩具”。

这是一个爱玩网游的孩子的故事。只要得当，网络对孩子的教育可以功大于过。

读高中后，我们对儿子实行“目标管理”。让孩子知道网络是工具，是让你更好地学习和生活的工具；也是社会化的途径，而不是脱离现实的迷宫。人是网络的主人，不是网络的奴才。

杜威的“儿童中心论”，认为孩子是起点，也是归宿。

杜威说：“学校的重心在儿童之外，在教师、在教科书及你所高兴的任何地方，唯独不在儿童自己即时的本能和活动之中。”

“玩”的“程序”被天然地写进了孩子的发育“基因”里，没有了玩，孩子就失去了活力，甚至生命力。“玩”对于孩子的成长，就像生长维生素。孩子的好奇探索、想象思维、自我意识、自尊自信、道德习惯、个性特征等都是在和同龄人的玩耍中启蒙和完善的。

学校减负，不是为了让孩子到培训班加负。减了负，孩子咋办？当然是玩！

玩是孩子的生命，没有玩，孩子也就不是孩子了。

减负是教育措施，减负也应该成为一种教育，叫“减负教育”。我们都要学一学，减负的教育理念、减负的教学方法、减负的课程设计……从孩子减负获得的快乐中，寻找和发现儿童教育的途经和规律。

（作者：黄全愈，美国迈阿密大学教授、中美教育与文化比较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