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教育治理机制与政策趋势——访戴维·埃乔莱纳

张丹：是的，我国也正积极建立国际教育信息平台，以简报形式积极发布国际与国内教育等相关资讯。那么目前该草案是更倾向于学生交流还是研究人员与教师间的国际交流呢？

戴维·埃乔莱纳：首先是推动学生间的交流，但与此同时也促进研究人员与教师间的国际交流。而通过这个过程以及动态的信息交流与合作，从区域公约的运作机制与结构来看，签约国负责文凭互认工作的不同机构以信息交流的形式进行了间接会面，这意味着高等教育体系之间的重新接合，有利于进一步拓展高等教育国际合作。与此同时，不仅是在文凭互认方面，同时也适用于教师流动，以及其他高等教育领域的项目合作，成为超越文凭互认本身的问题。这些公约也为区域一级国家间的高等教育带来了更大的合作空间，我们最终希望这一新的世界性公约能够推动全球范围内高等教育领域的深度合作。

张丹：我也很认同这种理念，促进全球学生与学者间的国际流动。2018年1月我去了趟日内瓦与洛桑进行学术与项目合作交流，有很多瑞士同事一起讨论时，提及时至今日，瑞士大部分的研究人员的学术研究工作更多是为地方研究服务，同时也表示并不想走出瑞士进行国际交流，这一反馈于我个人而言，很意外。欧洲至博洛尼亚进程开始，伊拉斯莫计划、里斯本公约到以政府间倡议组织建立欧洲高等教育区计划，以鼓励并促进欧洲教育一体化进程，形成区域国际化趋势，而瑞士甚至是在法国里昂高师范围内的一些研究者也存在类似的国际化与本土研究间的冲突。这些法国与瑞士为代表的学者出版了大量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成果，但研究的视角及着眼点则更多立足于服务本国或地区层面，而当面临全球化对各国高等教育冲击影响下，评价制度发生巨大变革，促使国际出版与学术交流时，那么便会产生一个新的矛盾，如何评价这类学者的学术工作？那么即将出台的这个国际公约是否计划体现或平衡本土化与国际化的矛盾问题呢？

戴维·埃乔莱纳：目前该项全球公约草案，和负责高等教育的部门一起，主要聚焦国家层面。进而会进入第二层面，与高等教育机构共同讨论协商，这项公约的具体研制与如何进行文凭互认等具体工作并非由教育部门决定，而是仍需要高等教育机构适时研究负责。教科文组织虽敦促各国建立文凭互认进程，但非强制性认可与执行，最终决定权仍在所在地大学本身决定是否接受某一国文凭以及多大程度上认可等。但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若大学不予接受，需给出合理有效的理由，而非简单说“不”或“水平不够”等。与此同时，大学也需清楚，教科文组织会通过国际立法推进文凭互认工作。当前一些大学已着手通过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的代表处即大学国际组织着手开展相应工作了。

张丹：目前了解下来，很期待这项公约正式出台，以推动研究的国际透明度。各国不同标准以评估学术研究成果，而这项全球性的公约将以共识性的国际标准促使学术成果的国际化，有利于推进全球范围内的透明与公平。那么这里有一点疑问的是，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角度看，又是如何理解并推进公平这一理念的呢？

戴维·埃乔莱纳：高等教育领域的公平问题相对较为复杂，通常政策都是保障高等教育准入制度，而这些政策仍然秉持着择优的原则，也就是进入高等教育要根据优秀程度来考虑，这是我们理解的。那么问题就产生了，我们对于优秀的理解是什么，什么在调节它。根据研究我们知道，大多数国家，学业成就与家庭的经济水平和文化水平密切相关。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符合优秀标准的学生，往往是来自有利阶层。即使原则上将这些标准建立起来，实际上这些标准的的应用还是归结为写作，也是高等教育筛选学生的重要部分。因此，我们必须真正看到高等教育的上游，如何在基础教育领域，即中学教育，甚至小学教育政策中实施公平政策，提高来自不利阶层的学生的学业成就，使他们能够获得足够的高等教育机会。所以这个方面实际上意味着高等教育公平问题，必须首先通过与之前水平相关的政策，中等教育水平和小学教育甚至幼儿园阶段相结合，系统性整体性的考察，这是一个真正的系统化的公平方法。为了让政策有效落实，不能只将目光锁定在高等教育层面。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公平问题是高等教育阶段特有的，如高等教育的地理空间供给问题，可能会成为来自偏远地区学生的障碍，因此他们很难继续接受教育。两类群体居住空间与距离差距大，与学校间隔很远，所以在这个层面，我们需要考察，采取哪些措施可以帮助克服这些地理困难学生的障碍，这些是高等教育特有的问题。此外，与公平有关的整体问题，也就是性别问题也很重要，这个问题与方向指导问题也有关。例如如何确保女生进入科学技术方向学习，在方向指导和信息宣传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帮助这些年轻的毕业生进一步了解科学与技术方向究竟是怎样的等等。当然，在高等教育收费的国家里，资金的问题当然也是一个问题。对于不同类别的学生，我们可以提供怎样的支持与帮助也是一个问题，从而使得这些学生的收入不会变成他们继续深造的路上一个绕不开的障碍。所以当然这是很多国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看到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迅速，而在确保公平这件事上显然这是一个令人思考的问题。

张丹：那么，公平是有利阶层与不利阶层间的鸿沟，我们所能做的是尽量采取一些方法弥补这类差距？在即将出台的国际学术交流公约上，是否有针对外国学生补贴政策？对此，这将既是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新的机会与挑战。那么，也就是这项公约的目标是让文凭变得更加透明，并建立不同国家之间的信任。

戴维·埃乔莱纳：实际上缩小这个差距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不能轻易地提高最不利家庭的收入水平。在一些有社会补贴机制的国家，有政策倾斜帮助弱势家庭的子女教育。但多数情况下，通过奖学金，减免学费制度，以及低利率的助学贷款等，为这些来自不利阶层的学生提供特定的针对性援助。如何让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到国际交流，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这仍然是其他国家之间逐步研究的一个重点。目前，作为全球公约这项工作的一部分，交流资金问题不属于这个领域。这个问题必须在国家一级或在区域一级加以解决，因为欧洲国家已经在欧洲范围内促进流动。我们需要看看其他地区是否准备好建立支持和促进学生流动的机制。但这不是公约工作中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从学生流动的国际统计数据来看，学生流动已然是正在发展的现象与事实，并不断加倍增长，至少目前从研究数据显示，全球呈现出强烈的流动需求。如何从法律角度确保流动性。

张丹：谢谢！期待下次见面与对话。

总之，失效的国家治理在全球化的扩散效应下会很快蔓延为全球治理的危机，因此，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是全球治理目标实现的基础，反之，国家治理的效果也将制约全球治理目标的实现［19］。对中国而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将是引领全球治理转型的前提。全球治理的转型为中国从被全球治理到参与全球治理，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了机会。中国治理世界应该构成全球治理转型的一部分［20］。而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治理机制的理解与积极推动将进一步助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以确立大国强国的世界角色与位置。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