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川博:回首我与中国相互学习的六十年

于是1923年，中国将传授儒教道德的修身科改为公民科，同时还推动了一些改革，如新设社会科，即把小学1—4年级的历史、地理、公民和卫生等科目综合为一门学科。日本首次设立社会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7年，中国比日本早了24年。不过在1920年代后半期以后，中国对新教育的批判逐渐强烈，这些科目在1929年变为党义科，后又改为社会科，1932年又变成公民训练科、常识科等。

（二）对日本教学实践的研究

就这样，我以中国教育现状与历史研究为专长，担任东京大学大学院兼职讲师，负责中国教育史的研讨课。为了更深入、更有效地推进有益于解决当今教育问题的研究，我强烈地感受到要将问题意识付诸教育实践中。为此，我走进中小学，与教师共同开展教学研究，结果我更加感受到实践研究的魅力和重要性，于是我开始专注于研究什么样的教学能够让孩子们带着迫切的愿望、通过个性化地自主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获得真正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与横滨市立东小学教师们合著的《以基于实感的理解方式为目标的社会科教学》（明治图书，1983年）反映了我与教师们共同开展社会科课堂教学研究的成果。这本书着重阐述了帮助学生获得“基于实感的理解”的重要性： ① 注重对事实和现象形成基于实感的认识，以使学生带着迫切的愿望去研究学习问题；② 为了使学生对问题进行真实的实证的探究，也必须对问题、事实和现象进行反复地基于实感的认识；③ 对所学知识如果仅仅停留在知道和了解的层面，培养出来的只是书呆子。而要将所学知识运用于问题的解决上，就必须结合学生自己已有的经历和感受去体会和感知，用自己的方式去把握事物。为此，该书具体阐明了什么是基于实感的理解，并具体展现了注重基于实感的理解的课例，包括教案、教学实录、学情卡等丰富的材料。

此书出版时也遭到了一些批判，认为“实感”的意思较为暧昧，缺乏科学性。然而，二十五年后的2008年，文部科学省发布的《小学学习指导要领》中，理科的课程目标不再只提“理解”，而是将“基于实感的理解”也写入了目标中：“儿童能对身边的自然自己发现问题，通过有目的的观察和实验，培养问题解决能力，对学习内容获得基于实感的理解。”之后，其他学科也都开始重视“实感”。我的思想得到广泛接受，倍感欣慰。

1997年我和横滨山元小学合作研究的成果集结成书出版，书名为《运用姓名牌的讨论课——培养每个孩子挑战生活课题的能力》（明治图书，1997）。

讨论课中有一种类型叫辩论，这种辩论分为正反两方，辩者必须自始至终坚持自己立场，想尽一切理由维护自己的论点，破解对方的逻辑。这样的辩论不能培养学生理解对方立场、吸纳对方意见，和对方共同去重新构建认识的思考力和判断力。而认可对方的立场和意见，通过自由讨论，率直地提出自己的意见、疑问和困惑，相互切磋，重新探索更好的方式方法，这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所有学生未必能达成一致意见。我认为重要的是，通过坦率的讨论（调查不明之处），每个人贡献自己的看法和智慧，思维得到锤炼和重构，发展了确立个性化认识的能力，同时能调整各自的个性化认识，形成共识，培养民主的思考力和行动力。为此，我们创造了使用磁性姓名贴开展讨论的教学方式。

例如，在学习区域开发时，针对填海造地工程，学生产生了程度不一的赞成与反对意见，赞成者认为，填海造地带来了工厂、住宅和铁路等的建设，反对者认为填海造地破坏了自然，人们不能再下海游泳，也不能从事渔业了。

于是，老师用一块小黑板，中间画一条线，在黑板右侧，写“反对”，左侧写“赞成”，反对者和赞成者分别将自己的姓名牌贴在右侧或左侧，坚决反对的会贴在最右侧，有点反对的贴在中心线稍微靠右侧，中立的则贴在中心线上。学生们都真实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对问题进行深入讨论、追究（参见图1）。

图1  姓名牌的位置及移动

此外，想法不够明确的学生会将自己的姓名牌贴在框外。讨论过程中，想法发生变化的话，可以自由改变姓名牌的位置。

通过姓名牌的位置，学生们可以看到同伴立场的分布，确认自己的位置，积极参与讨论（追究）。教师也能把握学生的状况和变化，更好地推进教学。

我与学校老师共同研究教学方案、教学方法，分析课堂教学，投入到以儿童为中心的教学研究中。这个时期，我虽然离开了中国教育研究，但是我的实践研究不久迎来了中国改革开放时代，在与中国的交流中发挥了作用。

三、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教育的国际交流

（一）国际研讨会的参与

1. 1990年上海国际研讨会

“文革”后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87年3月，即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政策大约十年之后。我用了两周的时间访问了上海、北京、开封和南京等城市，还拜访了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但却没有机会走访学校及与教育相关人士进行交谈。

进入1990年代后，教育方面的国际交流活动在中国急速发展。1990年10月，以“课程改革与社会进步”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召开。中国国内的参会者中，来自中国各地的教育行政部门有34％、人民教育出版社及地方出版社有14％、大学、研究机构和进修机构有45％、中小学校长和教师7％（主要是来自在上海、深圳和温州的实验学校致力于课程改革的人士）等共计116人（名册中系136人）；海外的参会者包括来自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有21人，日本也有6人参加。在四天时间里，大家围绕中国的教育改革展开了热烈讨论。

日本教育学会认为：“在中国，以这样向世界开放的形式召开教育方面的国际研讨会是第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因此，学会杂志《教育学研究》委托我撰写一篇介绍该国际研讨会的文章。于是，我用6页篇幅详细叙述了有关中国教育改革的动向、海外参会者的报告以及会议讨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