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教育改革中的企业角色

经过近40年的改革与开放，我国的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也面临一些挑战。例如，我国的教育能否胜任产业升级对于大量高技术人才的需要？能否适应向知识经济时代转型对于高素质创新人才的需要？我们认为，这与作为教育需求方的企业是否参与教育改革和发展有很大关系。

在美国5次全国教育高峰会议中，美国企业界不但参与美国教育发展讨论，而且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教育改革。

美国企业界对于教育的角色转变，即从“配角”转向积极参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主角”，经历了一定的发展过程。在早期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代背景下，美国的企业界往往只是通过设立各类基金会，以捐赠办学、捐资助学等形式参与教育实践。应该说，在整个工业经济时代，美国的教育基本上满足了企业的用人需求。

但是，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率先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之后，这种相对的平衡开始被打破。美国教育，尤其是中等教育，无法在数量和质量上为美国新的产业革命提供充足、合格的人力资源。这种情况恰恰发生在美国近90%的新增工作需要大学或以上学历的知识经济时代，既不利于美国的全球竞争，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知识经济成功的关键在于能提供受过良好教育和具有高效生产力的人才。对于转型为知识经济的企业来说，如果教育不能提供高质量的人力资源，美国企业据此发展、生存的基础将会荡然无存。

在生存与发展受到威胁的关头，美国企业界开始走上教育改革的前台，主动参与教育改革与教育政策的制定。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的近十几年中，美国企业界积极参与并组织了5次全国教育高峰会议，在推动教育改革和重塑美国教育政策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1989年第一次全国教育高峰会议

与会者达成了制定全国教育目标的共识

1989年，力争要当“教育总统”的老布什一上任即马不停蹄地为推行教育改革而奔波，然而他提出的教育改革法案却屡屡遭到既得利益团体的抵制。

当时，老布什主要面临四个障碍，第一是共和党内部保守派仍然支持减少联邦政府对教育的影响，反对联邦政府提出任何新的计划和改革。第二是经济衰退所造成的巨大赤字。由于老布什在竞选时曾允诺不加税，因此他没有更多的资金可用于新的教育计划。第三是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全由民主党控制，他们不可能支持任何有损教师工会等利益团体的法案。第四是海湾战争的爆发使老布什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向外交政策。

在此情况下，老布什决心转向体制外寻求支持。由于1983年美国曾发布过一份有关教育的著名报告《国家处在危险中》，报告用大量数据列举了美国教育制度存在的问题及事例，因此自那以后，许多州政府纷纷推行了注重教育质量和学校标准的改革，而企业界基于国际竞争的压力也在呼吁和帮助各州进行教育改革。老布什决心联合这些力量，召开一次由总统和各州州长参加的教育高峰会议。

1989年9月，在美国《独立宣言》执笔者杰斐逊所创建的弗吉尼亚大学所在地夏洛茨维尔召开了美国历史上首次由总统牵头和49个州州长参加的共商教育方针大计的全国教育高峰会议。会议主席是当时的阿肯色州州长、后来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为示重视，老布什要求所有内阁成员到会。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会议没有邀请任何教育界人士（利益团体）；二是除了弗吉尼亚州本地的国会议员外，会议也没有邀请任何国会议员参加（党派斗争）。这种有意无意的遗漏为其后老布什总统与教育界和国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埋下了严重的后果，尤其是与国会议员的关系。

老布什在开幕式的演讲中意有所指地说：“教育决不是共和党的事，也不是民主党的事，也不仅是联邦政府与各州州长的事情，教育是全国的事情。”与美国国会保守态度相对应的是，与会州长中以克林顿为首的南方诸州的州长对会议的宗旨给予了积极支持。这些州长在后来的20世纪90年代美国教育改革中起了显著作用。

美国第一次全国教育高峰会议的最大成果是与会者达成了制定全国教育目标的共识，一致认为教育改革应向注重提高学业质量和教育结果的方向推进。会议通过6条必须在2000年前达到的全国教育目标（后来美国国会又加了两条，共8条）。在3个月后的1990年国情咨文中，老布什将其作为“美国2000年”计划正式宣布。

1996年第二次全国教育高峰会议

企业界呼吁各州继续制定高水平的学术标准

第一次全国教育高峰会议提出的各项要求和目标，不仅受到了各州教育行政官员的消极对待，更受到了教师工会的强烈抵制。第一次全国教育高峰会议召开后的7年内，美国仅有14个州制定了参差不齐的州一级的学术标准，教育改革举步维艰。但是，美国企业界等不及了。

处在全球竞争第一线的美国企业界深深感受到因美国教育质量低劣对美国全球竞争力的负面影响。在耐心等待多年无结果后，他们开始走上前台。

1996年3月，美国IBM公司首席执行官路易斯·卡斯特纳（Louis Gerstner）主动请缨承办第二次全国教育高峰会议。美国40个州的州长和45个大公司的总裁齐聚位于纽约州的IBM总部。

与企业界的积极参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教育界的态度，与会的教育界人士寥寥无几（他们仅是作为顾问应邀出席），可以说是集体缺席。显然，教育界在整体上对第二次全国教育高峰会议采取了抵制的态度。

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出席会议并发表了继续推动教育改革的演讲。他在演讲中强调，要与美国存在的教育“态度问题”作斗争，首次提出“成功和学习的根本决定因素既不是智商，也不是家庭境况，而是个人努力”。克林顿的这段话对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极端分子是“各打五十大板”。与会者通过了支持教育改革的共同宣言，呼吁各州继续制定高水平的学术标准、制定各种测试和评价标准、建立学校绩效问责制。

其中，“建立学校绩效问责制”是企业界的要求，因为多年来企业界对教育系统的低效、惰性、不作为等弊端深有体会。他们希望把管理企业的方式运用到学校管理上，引进企业的奖惩制度，以便从根本上提高教育系统的投入与产出效益。

199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高峰会议

州长、企业界领袖和教育界共商全国教育事务

1999年，美国国会必须对《初等和中等教育法》再一次进行延期。迫于民众与社会各界的压力，美国两党在教育议题上的共识已达到相当的高度。在此期间，有两件事使民主党备受压力。第一，1998年《华尔街日报》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41%的民众认为教师工会是公立教育问题的症结之一。由于低劣的学校教育质量和教师工会对许多民众支持的教育改革的多次反对，民众对教师团体的信任和支持度下降到低点，这就对教师及其代表党派民主党产生了巨大的民意压力。第二，鉴于日益发展的知识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压力，企业界尤其感到高质量人力资源对国际竞争的重要性。为声援两党的教育改革，也为了平衡教师工会等利益团体的阻挠，1999年9月，企业界又发起召开了第三次全国教育高峰会议，这次会议的东道主又是IBM。

这次会议最大的特点是教育界首次派代表出席大会。包括各州州长、企业界领袖和教育界共100多名与会者聚集在一起，共商美国教育事务。由于当时美国已有45个州制定了学术标准，与会者主要讨论了诸如向教师提供培训、向所有学生提供公平机会使他们达到较高的标准、加强学校的绩效问责制等一些共同关心的议题，并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2001年第四次全国教育高峰会议

企业界声援《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

2000年，小布什胜选后即履行竞选时的诺言，将教育视为总统的第一要务，全力推动《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通过。

当时的形势显示，美国两党在教育改革的主要原则上已达成共识，但两党围绕着诸如择校、地方灵活性、对失败学校的处置以及测试等问题的争议仍然激烈。

在这种僵持的情况下，企业界和民众的支持又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企业界通过游说两党议员、公开发表声明、召开研讨会等形式表示支持教育改革，并专门于《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通过前夕的2001年11月，在IBM总部召开第四次全国教育高峰会议，为该法的通过做最后的声援。最后，“9·11”事件加速了该法案通过的进程。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最终分别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随即，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于2002年1月8日签署该法案使其生效。作为标志，美国全国性教育政策从此以法律的形式正式形成了。

2005年第五次全国教育高峰会议

企业界呼吁重新设计美国的教育制度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内容主要针对小学和初中，几乎没有涉及高中教育。2005年2月，由比尔·盖茨等基金会赞助的第五次全国教育高峰会议在华盛顿召开。资料显示，美国高中教育未能向大学和社会提供高质量的人才，美国当时只有70%的高中生能获得毕业证书。在发达国家中，美国从原来高中生毕业率第一下降到第17位，只有3/10的高中毕业生准备好升大学，进入大学的高中生只有40%最终可拿到学位。

针对这些问题，此次会议主题是重新设计美国的教育制度。比尔·盖茨在主旨报告中表示，“美国的教育制度是近100年前建立起来的，是针对那时的社会发展状况而设计的，已完全不能适应今天的时代要求，需要对其进行根本的变革”。

与前几次高峰会议不同，第五次全国教育高峰会议已经不再纠缠于诸如制定标准和择校改革等难有结果的老问题，而是提出了非常激进的主张，并要求直接诉诸行动。可以想象，美国已感受到因经济全球化而对高质量人才需求的压力。

从上面介绍来看，体制的惰性和利益团体的抵制对美国教育改革起了相当的阻力作用。美国教育改革主要是由企业界、非政府组织、智库、地方政府和民众所推动。

作为制衡利益团体的力量，美国企业界强力声援各州和全国的教育改革，并在多次推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从此，美国商讨重大教育问题的“主角”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政界、教育界和企业界。

（郭玉贵，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