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访华百年：实用主义对中国影响几何？

同样来自安徽，梅光迪比胡适年长一岁。1910年，胡适考取了清华庚款留美奖学金，赴美国留学。次年，梅光迪也通过这个奖学金到美国留学。1915年至1917年，胡适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攻读博士；1915-1919年，梅光迪在哈佛大学从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攻读博士。 

1915年9月，梅光迪刚从美国西北大学毕业，正在康奈尔大学所在地绮色佳度假，准备前往哈佛大学读博。9月17日，胡适诗赠送梅光迪入哈佛大学，诗云：

梅生梅生毋自鄙 神州文学久枯馁

百年未有健者起 新潮之来不可止

文学革命其时矣 吾辈势不容坐视

且复号召二三子 革命军前杖马棰

  ……

在这首诗中，胡适用了十一个外国字的译音，并第一次提到“文学革命”。诗的本意是鼓励友人，却引发了胡适另一位好友任鸿隽的诗兴。9月19日，任鸿隽把胡适诗里的一些外国字连了起来，做了一首游戏诗《送胡生往哥伦比亚大学》：

牛敦爱迭孙，培根客尔文，

索虏与霍桑，烟士披里纯。

鞭笞一车鬼，为君生琼英。

文学今革命，作歌送胡生。 

诗的最后一句，被胡适认为是挖苦自己“文学革命”的狂言。9月20日，胡适离开绮色佳到纽约，并在火车上回敬诗一首，表明自己的文学态度： 

“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

琢镂粉饰丧元气，貌似未必诗之纯。

小人行文颇大胆，诸公一一皆人英。

愿共僇力莫相笑，我辈不作腐儒生。

在这首短诗中，胡适特别提出了“诗国革命”的问题，并且提出作诗要像作文一样，不必受声律的束缚。对此，任鸿隽、梅光迪极力反对。在随后的一年，双方争辩激烈。争论来来去去之间，胡适更坚定了做白话诗的决心，以及试验白话诗的想法。 

1916年，胡适任《留学生季报》主编，发表自己所写白话文诗，因该刊在上海中华书局发表，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8月21日，他在日记里归纳出文学革命八个要点：不要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不僻谷、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不募仿古人、须言之有物。同一天，致信上海《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 

陈独秀主张写实，反对古典主义，他在回胡适信中写道：“文革革命，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此事务求足下赐以所作写实之文字，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均所至盼。” 

1917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2卷5号上，发表了胡适的文学革命宣言：《文学改良刍议》。 

上海燃起的文学革命之火，燃烧到了北京，遇到蔡元培，又燃烧到全中国。 

四 、“暴得大名”

青年教授胡适，在中国“暴得大名”，有其天时、地利、人和的时代背景。 

胡适从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那一年，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9月，胡适任北京大学教授。 

《新青年》是联结这三位天南地北、背景殊异的学者的纽带。 

1916年12月26日，从德国归来的蔡元培接到黎元洪总统任命令，成为北京大学校长。赴任前，众多友人认为北大校方腐败，赴任有碍名望。但孙中山认为：“北方当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息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教育。” 

1917年1月4日，当49岁的蔡元培乘马车进北大时，陈独秀正在北京办事。经友人推荐读了《新青年》后，蔡元培聘陈独秀成为北大文科学长；38岁的陈独秀向校长推荐了胡适，并将《新青年》总部迁到北京；5月22日，26岁的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通过博士答辩，6月启程归国。9月4日，蔡元培签发聘书，胡适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声誉鹊起。 

胡适在北大的第二年，除任《新青年》编辑外，又辅导北京学生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清、顾颉刚等，于12月创办一个刊物——《新潮》（英文名为 The Renaissange，文艺复兴），宗旨是批评精神、科学主义和革新文词。《新潮》与《新青年》有姊妹刊之称。 

学者余英时探讨了胡适在这一期的出现和思想背景，在1984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他写道：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1917年1月号的《新青年》上，同年9月他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是在1919年2月出版的，5月初便印行了第二版。同时，他的朋友陈独秀等在1918年12月创办了《每周评论》，他的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也在1919年1月创办了《新潮》。这两个白话刊物自然是《新青年》的最有力的盟友，以胡适为主将的‘新文化运动’便从此全面展开了。 

胡适以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回国不到两年便一跃而成为新学术、新思想的领导人物，这样‘暴得大名’的例子在中国近代史上除了梁启超之外，我们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

孙中山对北京大学的期许，两年后成为现实。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上街游行，五四运动爆发。 

 五 、话语霸权学术失衡

白璧德认为，相对于人道主义而言，人文主义者感兴趣的是个体的完美，而非使人类全体都提高这类空想；虽然人文主义者很大程度上考虑到了同情，但他坚持同情须用判断加以训练和调节；真正的的人文主义者，在同情与选择两者间保持着一种恰当平衡。 

在1919年 “五四” 运动前后时期，以胡适为主的“新文化派”和以梅光迪为主的“学衡派”，均在为古老中国寻找新的转机，希望中国文化复兴。但是，他们在接受和选择欧美文化时的不同认识，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在抗衡中，“学衡派” 一路败北。 

在明星教授胡适等的带领下，《新青年》走上了历史的风口浪尖。在哈佛大学，梅光迪对新文学运动深感愤怒，找到哈佛同学吴宓（1892-1978）。 

当时情形，吴宓在《吴宓自编年谱，1894年至1925年》中回忆：“彼（梅光迪）原为胡适之同学好友，迨胡适创其新文学、白话文之说，又作新诗，梅君即公开步步反对，驳斥胡适无遗。今胡适在国内，与陈独秀联合，提倡并推进所谓新文化运动，声势煊赫，不可一世。梅君正招兵买马，到处搜救人才，联合同志，擬回国对胡适作一全盘之大战…… 此后一年多，宓多与梅君倾谈，敬佩至深。”                             

梅光迪1919年7月回国。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1921年，在南京东南大学，梅光迪、胡先驌、柳诒徵、吴宓等，加入论战，组成 “学衡派”，其宗旨：“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 

1922年1月，《学衡》杂志在南京吴宓住所创立，吴宓被推举为 “集稿人”。 

梅光迪表示，《学衡》“立足点是儒家学说”，与新文化激进派 “打孔家店” 公开对立。学衡派领导人强调道德和文学的重要性，将其视为一种表达方式和生方式。 

吴宓认为，政治实业等皆须有“宗教精神充盈其中”。他批评新文化运动导致了 “一国之人，皆醉心于大同之幻梦，不更为保国保种之种。沉溺于淫污小说，弃德慧智术于不顾。又国粹丧失，则异世之后，不能还复。文字破灭，则全国之人，不能喻意，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针对批评意见，胡适表示，文学革命早已胜利，且已牢牢占据中国新文化的统治地位，几个留学生反对，已毫无力量了。 

1933年7月，学衡派美国导师白璧德在美国逝世，《学衡》也在这一个月停刊。从创刊到停刊，《学衡》杂志共出7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