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闽景：家校社“教联体”引导协同育人的范式转型

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工作方案》（简称《方案》），明确指出“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旨在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长，以学校为核心，区域为基本单位，资源为联结，推动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有效协同合作的一种工作机制”。该机制由政府、相关职能机构、教育机构、家庭、社区街道以及社会资源单位共同构成“教联体”，针对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求，解决当前教育领域面临的挑战，并为实现教育强国目标提供了一次全面的社会动员。

一、准确把握当前教育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教育质量有了显著的提升。然而，中小学生群体中出现的视力问题、肥胖问题以及心理健康问题依然显著。学生的学业压力沉重、沉迷于电子游戏、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不足等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性改善。尽管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均付出了巨大努力，教育领域内的“内卷”现象并未得到有效缓解。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变革未能与科技、社会的发展需求同步，形成了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挑战，而应对这一挑战，也需要跳出教育系统，从更高层面、更宽空间来协同变革。

一是国家发展模式正从“模仿追赶”转向“创新驱动”。传统的教育模式，即统一教学内容和标准化考试，已无法满足当前教育、人才培养以及科技创新一体化的国家战略需求。教育的核心目标应转向为全体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而这种高质量教育的内涵并非单纯追求考试成绩的优异，而是指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全面发展的教育质量。此外，高质量教育还应强调教育内容的多样化和实践性，这要求教育体系提供更为广阔的学习空间和更为开放的教育资源作为支撑。

二是活动空间不断提升，极大扩展了学生活动和体验的空间。国家高铁和高速公路网络的建设显著提升了城市间的流动性，而大都市地铁系统的广泛覆盖也极大扩展了中小学生可到达的学习空间。当前，中小学校可利用的教育资源已超越了校内及周边地区的界限。近年来，国家积极发展科技馆、博物馆、图书馆等校外教育场所，校外素质类活动与培训机构亦实现了大规模发展。因此，迫切需要建立一种机制，以挖掘和整合这些资源，促进学校教育与校外教育的有效联动。

三是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为标志的科技进步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数字领域已经成为中小学生获取知识和进行娱乐、交流的关键平台。数字世界的兴起极大丰富了学生的学习和探索活动，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然而，随之而来的诸如沉迷于网络游戏和短视频、遭受网络暴力等问题也引起了广泛关注。该领域亟须通过政策和机制的制定与实施来进行规范和引导。由于涉及的范围广泛且难度巨大，全球范围内尚缺乏有效的经验可供借鉴。

四是随着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家庭收入持续增长，家庭教育投资显著增加。同时，社会公益力量对教育的支持方式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教育投资模式已从以政府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主要来源，转变为政府、社会和家庭多渠道供给的复合型结构，协同与引导教育投入成为一个新课题。

五是家长的教育水平普遍提升，对学校教育的关注与关切显著增强，对子女教育的多元化需求日益凸显。借助于朋友圈、视频号等互联网技术，家长的影响力显著增强，这削弱了传统上学校与教师所拥有的权威和优势，导致家校之间的矛盾日益增多，对家校社协同的需求明显提升。

六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依然存在，人口的剧烈变动以及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趋势加大了区域间教育资源的差异。东部、中部、西部不同地区以及城市与农村的教育正面临各自独特的挑战。

综合上述六点，教育质量的进一步提升亟须一种全新的教育模式。因此，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教联体”应运而生，以期解决当前教育面临的挑战。

二、深刻理解“教联体”协同育人的新逻辑

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理念并非首次提出，政府、相关部门、学校、家庭、社区等在育人方面的职责分工早已明确。尽管分工与资源的配置原本就存在，但当前《方案》所提出的创新点何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大项目“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研究”课题组通过对22个省份的调查研究揭示如下一些问题，领导小组或联席会议机制的缺失或运行不畅（占61.21%）、部门间协同合作程度偏低（占69.41%）、上级政策支持不足（占58.39%）、缺乏评估制度（占57.84%）等问题尤为显著[1]。基于此，《方案》旨在持续提升“教联体”工作的效能，致力于实现高质量的“联责任、联资源、联空间”，以解决育人过程中的难题，这构成了《方案》的核心逻辑。

一是必须从更高质量和均衡性的视角审视协同育人的实施。在现实中，知名学府或具备较强领导能力的校长往往能够更容易获取优质教育资源，这导致了学校间在资源分配上的实际不平等。因此，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在宏观层面确保学校在主动争取资源与不同学校所获资源之间达到平衡。同时，鉴于家庭背景的多样性，那些具有特殊地位和较强能力的家长更有可能为自己的子女获取优质教育资源。因此，家校社三方需要通过协同合作为处于弱势地位家庭的子女提供更多的高质量学习机会。

二是学校教育不应仅聚焦于学术成就，不应将协同育人的重点局限于提升学业成绩。当前，单一的学业成绩已无法充分满足个人发展及社会需求。协同育人应更加注重个体的全面发展与个性化发展。例如，应促进学生在身体、情感、智力、社会性、审美和精神等六个方面的和谐发展，并且重视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能力、社交合作技能以及健康安全意识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三是提升“教联体”协同质量是关键所在。英国管理学学者格里·斯托克（Gerry Stoker）提出：“在涉及复杂思想交流和众多参与者合作的活动中，社会关系质量对活动有效结果的获得具有显著影响。”当前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激发“教联体”各组成单位以适当方式积极参与，这涉及动力机制的构建问题。社会科学研究揭示了人们参与地方公民生活的动机因素，包括能力、自愿性、授权、邀请以及响应性等，每一种因素均具有其特定的作用机制和针对性的发展目标[2]。

四是强调儿童视角，凸显协同育人过程中儿童的主动性。儿童不仅是教育和服务的对象，更是能够发挥主体作用的力量。在资源供给和协同机制建设过程中，必须重视儿童的意见，赋予他们在争取、选择、应用资源时更多的自主权，以防止儿童被安排或被协同，确保儿童成为协同育人的核心参与者。

五是提升协同预防的前瞻性和主动性至关重要，不可等学生出现严重问题后才投入大量努力进行协调与补救。在近视及心理问题的防治领域，此问题尤为突出。研究显示，户外活动时间与近视及心理问题的发生率呈显著负相关。因此，自儿童出生起，便需要通过有效的宣传教育手段，引导家长增加儿童户外活动时间、减少电子屏幕使用时间。一旦近视和心理问题形成，其修复效果往往不佳，且成本高昂。因此，协同预防应作为主要策略，协同救治则应作为辅助手段，这应该成为协同育人的重要原则。

六是必须超越学校地理位置的限制，将所有可接触资源纳入协同范围，这显然也包括数字化资源。进一步而言，应促进学校深度开放，将学校与社会视为一个整体空间进行考量，而不仅仅局限于校内服务资源。应将儿童可接触的整个空间视为变革与协同的系统，进行综合考虑。

七是必须深入理解并尊重地域及人群间的差异性。各地区文化差异显著、习惯各异，即便在同一地区，个体间的能力与价值观差异亦颇为巨大。在资源的整合、供给与利用过程中，对差异的理解与尊重显得尤为关键。此过程对协同组织能力、跨界领导力以及社会教育力提出了挑战，要求在不同层面予以充分关注。

八是协同不仅为儿童的健康与安全成长提供了保障，亦是实现社会资源利用最大化之必要条件，更是减少社会内耗的新途径。以日本为例，该国推行就近入学政策，要求学生步行至校，禁止家长接送年龄稍大的学生。由于中小学生统一着装校服，因此在学生上下学期间，路人及沿街商铺工作人员均会提供帮助与监督，确保学生安全。此举不仅缓解了学校周边的交通拥堵问题，也减轻了家长接送孩子的负担。从协同的角度来看，其根本任务在于通过协同提升社会整体的安全水平，而非单纯增强保护儿童安全的社会能力。此外，协同亦能促进社会资源的深度利用，更好地发挥现有资源的价值。例如，在上课时间组织学生参观科技馆、博物馆，可有效缓解节假日场馆拥挤状况；又如，在非节假日组织学生前往邻近城市进行研学活动，有助于减少淡季高铁运力的空置。

三、持续推进“教联体”协同育人的核心环节

在推进协同育人“教联体”过程中，必须在组织架构上构建多层次的联席会议体系，以教育优先发展为共识，明确教育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以解决这些难题为目标，确立各参与单位的责任分工与年度项目计划，最终逐步推进，解决相关问题。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在协同过程中如何激发各参与单位的动力。根据过往经验，易于操作且成效显著的任务往往吸引众多参与者，而面对挑战性任务时，参与者则显得犹豫不决，讨论多而实际行动少。《方案》中提出分两个阶段构建以县域为核心的“教联体”机构，虽然在构建上相对容易，但关键在于其能否真正发挥预期功能并有效解决教育难题。那么，其核心环节包括哪些呢？

一是必须充分发挥教育部门及学校在协同育人中的主导作用。教育部门应从顶层设计层面着手，深入研究并落实大幅度降低学生共同学习内容的要求，缩减必修学科的学习时间。此举旨在激励学生利用社会资源参与社会实践，促进个性特长的发展。若学生仍被沉重的学业负担所困扰，协同育人将缺乏必要的时空支持，学生的健康快乐成长亦将受到负面影响。在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基础上，学校应基于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将学生全面发展的需求转化为具体的工作清单，并提交至上级联席会议，以确保各项措施得以落实与推进。

二是家庭在协同育人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家长作为孩子的首任教师，其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并非辅导作业，家庭教育的核心在于亲情的培育和亲子间的互动。一方面，需要提升家长对教育的认识，鼓励家长与孩子共同进行阅读和体育活动。可以通过学校或社会机构举办的家长学校、社区学校等途径，指导家长提高家庭教育的能力和理念；另一方面，家长所在的工作单位亦应避免推行“996”模式，倡导合理的工作时间，以便家长能够投入更多时间陪伴孩子，这无疑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宣传与协同合作。

三是促进学校与社区共同体作用的发挥。学校在日常运营中常面临周边居民的投诉，例如广播操声影响居民休息、学生喧哗以及上下学期间交通拥堵等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学校与社区居民之间缺乏共同体意识。实际上，若学校能在放学后及节假日向社区居民开放体育设施、图书馆和停车场等资源，社区居民将更倾向于将学校视为共同的教育空间。此外，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参与社区组织的才艺展示或环保公益活动，将有助于加强学校与社区间的情感纽带。社区内增设供儿童放学后休闲娱乐的场所，并定期举办社区集市及亲子活动，将促进学校与社区的双向协同合作。通过这些措施，社区居民的共同体意识会得到增强，进而促进学校与社区间的相互理解，为区域内的教育环境营造增添和谐的氛围。

四是深度挖掘家长参与学校治理的潜力。探讨家长参与的方式、提升家长参与层次以及增强家长参与效果，均是家校社“教联体”工作的重要议题。传统上，家长会作为教师与家长交流的平台，家长的角色定位为学校教育的辅助者，其关注焦点局限于子女的学习状况与表现。接下来，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后，学校普遍设立了家长委员会，该委员会作为家校联合层面的一个组织，其特征在于关注学生群体，家长委员会成员对学校的状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们的角色也逐渐转变为学校教育的志愿者及教育辅助者。《方案》中提出的“教联体”则进一步强调了学校、家庭与社区之间的沟通，属于决策层面的机制，其服务对象为区域内所有学生，通过参与方的相互尊重与信任，大家都要成为区域学校教育的共同决策者及儿童利益的倡导者。因此，家长和社会参与学校治理，要实现常规化、互动性及富有成效的交流与沟通，亟须组织化与机制化的支撑，同时家长深度参与学校治理也是一个学习与磨合的过程。

五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同育人理论体系。协同育人作为一种深刻的社会动员形式，亦是社会治理模式的范式转型，其实践指导需要依托于系统化的理论构建。通过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现代科学技术、教育理论的创新性融合，我们有望孕育出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教育新范式。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精神，而且为教育强国战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为实现此目标，必须构建跨层次的协同育人专家团队，从战略高度深入研究协同育人的制度架构，并从战术角度总结实践中的推进路径与方法。

六是促进社会公益机构的协同育人功能。社会公益机构作为教育资源整合的高效润滑剂与融合剂，发挥着连接、协调、联合、协作等多重作用，能够深入到社区、学校及家庭层面。此类机构能够提供包括图书、教育材料及活动场地在内的多样化教育资源，这些资源的投入有助于丰富学校与社区教育活动的内容，进而提升教育质量。同时，社会公益组织还能够策划并执行各类教育活动，如科普讲座、文化活动及志愿服务等，这些活动不仅能够充实学生的课外生活，还有助于培养其社会责任感与实践能力。此外，部分社会公益组织亦可能提供资金援助，用于学校建设与教育项目的推进，或对经济困难家庭给予支持，从而减轻家庭在育人方面的经济压力。

七是激发基层活力，构建协同解决育人问题的示范性案例。从理念到实践的协同育人，亟须具有指导意义的生动实践案例。针对青少年近视、心理健康、沉迷手机、校园霸凌等问题，以及对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流动儿童的援助，基层已涌现出诸多成功案例，亟待进行系统性的总结与提炼。在社会资源整合方面，不同地区和学校亦展现出诸多富有成效的实践，例如上海科技馆的馆校合作、科创校长空间站、一平米博物馆等项目，均受到中小学校的广泛欢迎，并成为中小学科学教育的创新平台。

好的童年可以治愈人的一生，不好的童年需要人用一生去治愈。协同育人理念强调在中小学教育阶段为所有学生营造一个促进其健康快乐成长的生态环境。为实现此目标，“教联体”的建设需要遵循制度化布局、专业化推进、项目化落实、多样化实施、标准化评价的原则。通过一系列措施，确保政府层面的规划、部门层面的计划、学校层面的方向、家庭层面的信心、社区层面的空间以及单位层面的准备能够相互配合，形成一个全方位的协同育人体系，最终构建起一个“人人、事事、时时、处处”均能实现高质量协同的育人环境。

参考文献：

[1] 康丽颖. 健全校家社协同育人机制：政策内涵、现实困扰与工作路径[J]，人民教育，2023（24），29-32.

[2] 张永. 美国家校社合作的两种层次理论及启示[J]，全球教育展望，2021（03），106-117.

（作者：倪闽景，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科技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