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路向前瞻：第五代教育评价

摘要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破除“五唯”顽瘴痼疾的系统性工程，也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教育事业走向高质量发展的突破点。面对价值驱动、社会转型与技术变革三重外推力量，教育评价将在哲学层、理论层与技术层发生转向，从而迈向第五代教育评价。第五代教育评价是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未来朝向，它以“科学人文主义”为精神指引，在第四代教育评价的基础上更加凸显智能技术在教育评价中的融入与功能发挥，表现出智慧性、全息性和发展性的价值定位。为实现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目标蓝图，第五代教育评价要充分彰显智慧性运行、融合性发展、参与性构建、回应性服务与差异性实施的多维属性特征，打造数字技术支撑的评价生态，树立多种理论资源融汇的评价理念，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评价组织，彰显以需求为导向的评价功能，以及坚持分人、分段、分类的评价实践。

教育评价事关教育改革的方向，是支撑教育现代化与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风向标”与“压舱石”。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就提出“到2035年，基本形成富有时代特征、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1］的改革目标。《总体方案》的颁布对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是新时代关于教育评价系统性改革的纲领性文件。2021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再次提出要“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建立健全教育评价制度和机制”^［2］。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指出，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完善学校管理和教育评价体系”。^［3］新时代，一系列纲领性的政策文件充分肯定了教育评价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更为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指明了新路向，树立了新理念，扩充了新空间。为此，系统谋划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未来路向，不仅是服务我国教育强国建设的使命要求，更是我国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必须解决好的根本性问题。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和教育领域深化改革的叠加期。第四次技术革命将现代技术与教育紧密地结合起来，教育与技术的全方位融合是大势所趋^［4］；全球气候变暖、自然灾害频发，以及现代风险的日益徒增，促使社会大众再次反思教育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5］；世界范围内对受教育者核心胜任力、非认知能力的重视，让人们重思教育之目的^［6］；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教育发展提出新要求，呼求我国教育事业与时俱进^［7］；“加速社会”所隐含的绩效主义不断渗透至教育实践，导致教育领域中“新异化的诞生”，暴露出教育的“阿喀琉斯之踵”^［8］。可以说，社会转型在为教育评价提供诸多理论延展与方法创新的机遇的同时，也给教育评价带来巨大挑战。新时代是迭代性、不确定性与风险性日益增强的时代，更是技术赋能、跨界融合与价值再造的时代。^［9］为此，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必然要提高对环境的适应性，增强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服务的能力，在对标与接轨世界先进的教育评价理论时，进一步彰显本土性，以此实现从现代走向未来的变革。基于此，本文将从“第五代教育评价”着手，以评价之“新”回应时代之“变”，探讨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可能方向，以期对新时代教育评价的理论发展与功能发挥有所裨益。    

一、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历史进路：迈向第五代教育评价

当前，在新技术与新观念的影响下，传统教育评价正在遭遇不同程度的解构。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促逼教育评价的内部革新；另一方面，传统教育评价的内在核心价值遭到绩效主义的侵蚀，无法与新时代的教育需求完美接洽。由中国社会转型发展所引发的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很难完全用过去的经验与理论解释清楚，而摆在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面前的问题已不能仅靠调整评价标准、方法、内容等来解决。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彻底梳理教育评价的发展历程与理论争鸣，从而修正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逻辑起点，并构建出适切现代社会发展的教育评价新范式，即第五代教育评价。英国学者玛格丽特·玛斯特曼（Margaret Masterman）指出，一个范式的构造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哲学层面的形而上学范式，即科学共同体所共识的信念；二是社会学范式，即科学共同体普遍认可的学术传统和学术研究的理论系统；三是构造范式或人工范式，即解决问题的工具与方法。^［10］自20世纪30年代，教育评价这一概念被首次提出以来，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教育评价发生了一系列范式演变，每一种评价范式背后都有其特有的哲学观、理论体系与方法工具。要探讨第五代教育评价的发生，就离不开对这一系列演变进行深入分析，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推动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迈向第五代教育评价。为此，有必要将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置于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考察教育评价的发展轨迹与理论争鸣，以证明第五代教育评价诞生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一） 科学与人文：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哲学理念重塑

教育评价不仅是一种构建价值世界的认识活动，更是教育哲学的实践表达。^［11］杜威（J.Dewey）就指出，哲学领域提出的“价值界”概念与评价有天然的联系，教育评价是对事物的价值的性质和分量作出判断的行动。^［12］哲学是隐藏在教育评价背后的价值取向，教育评价的发展离不开其所处时代教育哲学观的嬗变。只有准确把握新时代教育评价变革的哲学本质，基于形而上学的反思，才能从宏观层面把握第五代教育评价的出场，进而让一种共识信念在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中诞生。

诞生之初，教育评价深受经验主义哲学观的影响，人的经验与感官在评价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不管是孔子在《论语》中“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的论述，还是苏格拉底（Socrates）利用产婆术进行的口头测验、古代中国的科举制与西方书面测验等，教育评价在当时多被视为一种情感行为，是对某一特定事物在经验认识基础上的享受、享有和感受。^［13］

随着人类迈入工业文明时代，理性成为人类实践的重要力量，人们更加关注用理性驾驭自然界客体的可能性。直到19世纪60年代，斯宾塞（H.Spencer）将科学视为衡量知识的价值尺度。^［14］实证主义、理性主义等哲学思潮兴起，科学的地位日益攀升，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教育评价的思维。以桑代克（E.L.Thorndike）提出的假设“无论什么东西，只要存在的，总存在于数量之中”^［15］为开端，在泰勒（R.W.Tyler）、克隆巴赫（L.J.Cronbach）等一批学者的推动下，各项测量运动与教育实验广泛传播，教育评价开始被科学主义所主导。第一代教育评价和第二代教育评价正是深受科学主义的影响，以实证科学观主导了自身的评价观。

然而，滥觞于教育评价的科学主义不可避免地给教育实践带来一些现实问题。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建构主义、存在主义等思潮的涌现，“知识本位”的现代教育体系开始转向“人本位”，教育领域的利益相关者都强烈要求将自己的价值诉求体现在评价中。人文主义随之成为教育评价乃至整个社会的愿望。不管是强调“价值判断”的第三代教育评价，还是强调“民主协商”的第四代教育评价，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人文主义的影响，试图弱化科学主义对自身的控制。在人文主义的影响下，主导教育评价的那种线性的、易于量化的秩序系统逐渐让位于复杂的、多元的、不可预测的意义系统。^［16］

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作为评价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哲学思潮，在教育评价的发展历程中像钟摆一样左右摆动，成为教育领域一道绚丽的景观。^［17］然而，新时代又再次抛出一个悖论：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暴发，以数据为本的教育测评成为现代教育的主导方式，体现出一种数字化的教育景观。^［18］与之相伴的是人类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技术的统治和束缚^［19］，工具性僭越使教育评价无可避免地遭受现代性反噬^［20］。这一悖论背后反映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在教育评价发展中的矛盾与张力。尽管两种哲学观的抗衡日渐激烈，但两者也开启了对话与沟通，并由此构成现代哲学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某种“合流”的契机。^［21］在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下，强大的物质动力与人文主义哲学观再次出现交锋，而交锋本身为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沟通带来了可能性。以萨顿（G.Sarton）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就提出要建构科学和人文相融合的“科学人文主义”。^［22］在科学人文主义的指引下，人的价值和以求真为基础的科学精神彼此融通，给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带来了新希望，也孕育了第五代教育评价。因而，第五代教育评价既受人的内在尺度所制约，也受物的外在尺度所制约；既以人文根基为目的，又以科学技术为手段，它不会让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局势更加恶化，而是致力于走向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耦合。

（二） 守正与创新：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理论范式变迁

哲学观的嬗变为教育评价注入新的精神品质，同时还在与教育评价相互切磋的过程中，催生出与自身价值立场交相辉映的教育评价理论形态，不仅重构了教育评价的理论体系，也重构着教育评价所诠释的教育活动。因此，教育评价理论往往是联结教育评价哲学观与教育评价方法的“中介”，它能使形而上的哲学观落到具体的方法实践上。社会结构的变革历程与教育评价理论范式的变革过程存在显著关联，伴随着数字革命的到来，必然会有新的教育评价理论产生，这需要我们再次从社会结构转型与教育评价的范式革命中，寻找第五代教育评价诞生的可能性。

现代教育评价分别经历了测量、描述、判断和建构四个时代，依次形成了工具导向、目标导向、决策导向和价值导向的评价理念，并对应着四种不同的评价理论。^［23］在库恩（T.S.Kuhn）看来，要了解新范式的产生就在于看清新事实和新理论是如何紧密纠缠的。^［24］第一代教育评价理论肇始于20世纪初，正是经验主义哲学观走向衰落之际，以桑代克（E.L.Thorndike）、麦柯尔（W.A.McCall）为首的一批教育心理学家建立了“工具导向，测量中心”的第一代教育评价理论。第一代教育评价关注的是如何用具体数量表达个体发展水平、如何提高测量工具性能等问题，企图以“科学”的名义实现对教育活动全过程的可测、可控。^［25］

尽管第一代教育评价对教育测量的标准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其浓厚的工具主义色彩也导致教育评价在具体实践中过于机械化，且难以真正满足学生自身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直到20世纪30年代，为解决高中课程设置与学生需求之间的尖锐矛盾，美国进步教育协会（Progressive Education Association，简称PEA）实施了一项课程内容改革的实验，泰勒在这场实验中正式提出了“教育评价”这一概念，并将其与第一代教育评价的“测量范式”区分开来。泰勒指出：“评价过程在本质上是确定课程和教学大纲在实际上实现教育目标的程度的过程。”^［26］在此基础上，泰勒建立了一套完备的评价模型——行为目标评价模式，该模式的建立标志着第二代教育评价理论的诞生。

相比于第一代教育评价的常模参照，第二代教育评价是一种目标参照，它更注重在评价过程中融入教育目标、课程方案、教学设计等因素，试图用教育目标的达成度描述教育效果。然而，不少研究者指出第二代教育评价只注重结果，局限于确定教学目标实现与否的弊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第三代教育评价理论。20世纪中叶，斯塔弗尔比姆（D.L.Stufflebeam）主张，评价不应局限于确定目标的达成度，而应为决策者提供信息服务，因为评价最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改进。^［27］1975年，比贝（C.E.Beeby）又将教育评价界定为系统地收集信息和解释证据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价值判断，目的在于行动。^［28］在此阶段，教育学者们建立了CIPP模式、目标游离模式、应答模式等评价模型，这些评价模型更加注重对教育目标合理性的判断，关心所做的决策以及决策的依据，并希望将人的发展贯穿于评价的每个环节。“价值判断”遂成为第三代教育评价的特色，教育评价随之进入“以决策为导向，以判断为特征”的时代。

尽管第三代教育评价在不同程度上弥补了泰勒评价模式的缺陷，但第三代教育评价在开展过程中更多是上级对下级的评价，且预设的评价指标容易忽视教育价值的多元性。为此，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的库巴（E.Cuba）和林肯（Y.S.Lincoln）在批判前三代评价理论管理主义倾向严重、过分依赖科学范式、忽视价值多元的基础上，提出第四代教育评价理论，构建了以“回应—协商—共识”为主线的评价。自此，“教育评价是一种主观价值判断和心理建构的活动”^［29］这一观点在教育学界逐渐成为共识。

理论的差别不在于真假，而在于其优劣，评价理论优劣的标准在于其能否解决更多的问题。^［30］纵观前四代评价理论范式的迭代，其不仅受到来自哲学思潮的影响，更是由社会转型产生的教育问题所决定的。尽管库恩认为范式革命意味着先前范式的概念框架与基本信念会被彻底抛弃或整体替换，但所谓的范式革命在第一代到第四代评价理论的嬗变过程中并未真正发生。即前一代评价理论并未真正被后一代评价理论彻底覆盖，这种范式变迁更像是“累积式”与“改良式”的。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社会所面临的教育问题仍存在于现代社会中，所以我们依然需要借助传统理论对某些问题进行解剖；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转型所呈现的不确定性很难用传统和现代的二元定式去框定^［31］。不可否认，第四代教育评价在今天仍具有很大的价值潜力，但第四代教育评价在强调建构性时，也否认了评价是某种客观实在的表现，导致评价的随意化^［32］，使教育评价因缺乏科学实证的支撑从而往神秘化的方向发展。更麻烦的是，看似民主的第四代教育评价，其实践也无可避免地蕴含了权力差异和利益分割，如果默许第四代教育评价的合法性，那么，教育评价就可能被具有优势地位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占据更大的话语权^［33］。为此，有学者提出：“这四代教育评估都难以满足当代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在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等顽瘴痼疾上也难有大作为，迭代升级到第五代评估已是大势所趋。”^［34］事实上，第五代教育评价不是对第四代教育评价的摒弃，而是在汲取前四代教育评价的理论资源基础上，对当前复杂教育问题和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回应，是第四代教育评价理论的规范性转向和物质性转向，更加强调非人类实体，如智能技术、制度等在塑造教育评价中的作用。所以说，第五代教育评价秉持了守正创新的变革理念，是一种承上启下的评价理论。

（三） 器用与成道：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技术方法创新

教育评价的哲学观与理论体系将共同作用于教育评价的技术路线，并进一步影响评价方法的创新。正如马克思（K.Marx）把技术视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最基本、最重要的实践活动^［35］，技术承载着人的生命成长，推动着教育评价数字样态的形成，带来了评价方法与工具的颠覆性变革^［36］。为此，有必要从形而下的技术工具层面对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加以理解，深入探讨技术发展与第五代教育评价的内在关系及其影响效应。

在教育评价的“前范式阶段”，人完全凭借自己的“逻各斯”（logos）去描述、衡量与判断万物的价值，诚如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那句“人是万物的尺度”。然而，以“人脑”为工具的评价难免被贴上“随心所欲”与“为所欲为”的标签。培根（F.Bacon）在《新工具》中就提到：“对于每一个重大的任务，不运用机械（新工具）而仅凭双手去做，不论大家多么努力，显然是不可能成功的。”^［37］技术的产生缘于人的生物本能缺失^［38］，新工具延伸了人体器官，扩展了人的生存途径，使人摆脱自然束缚而获得自由。依靠工业化时代所提供的技术土壤，教育评价获得空前发展，量化的技术方法以量表、试卷、实验等表征形式渗透到教育评价领域，以测量为主的标准化评价替代了以感官为主的经验化评价。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以标准化尺度为参照，教育就不可避免地采取程序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将人的天性纳入一系列格式化的规范和标准中^［39］。教育评价随之从经验尺度的迷失走向数量尺度的迷失。

其实，人存在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尼采（F.W.Nietzsche）就以“人的生命不可估算”^［40］为由，告诫世人技术所带来的工具性僭越。在教育测量运动遭遇瓶颈期时，技术悲观论开始涌现。技术“反乌托邦”主义反对用量化方法来测算人的生长奥秘，如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所言：“标准化的考试也无法衡量苏格拉底式能力。”^［41］随后，定性评价在与定量评价你来我往的“竞争”关系中又处于上风，第四代教育评价理论正是凸显了这种定性的方法。然而，过度重视定性的评价方法又容易忽视教育评价的外部客观性。特别是在数字革命的今天，ChatGPT、学习者画像、可视化技术、知识图谱、自适应评判系统等底层技术的创造，让教育评价再次走到价值选择的“十字路口”上。

技术迭代为第五代教育评价的诞生提供和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不同于前几次的技术革命，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开始与社会各系统生动地融合起来，形成了技术经济、技术文化、技术精神、技术知识等新型社会主题性领域。^［42］技术不再是单纯的效用工具，将呈现出“赋魅—祛魅—返魅”的发展历程^［43］，即愈加拥有“纯技术”以外的丰富内容，更注重人文的复归。未来学家凯利（K.Kelly）指出，我们的未来是技术性的，但并不意味着未来的世界一定会是灰色冰冷的钢铁世界；相反，我们的技术所引导的未来，朝向的正是一种新生物文明。^［44］在融入了价值、道德、审美、经验的现代技术中，教育评价不再局限于客观经验、逻辑推演、数据实验等单一的技术面向，教育评价方法与工具所追求的也不再是单纯的技术性效度。一方面，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有其内在的技术逻辑，旨在通过技术发展推动评价范式、内容、方法等方面的变革，更加精准、高效地作出真实性的评价，以实现自身的“器用”价值；另一方面，技术赋能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还在于价值理性的有效发挥，使其能够超越原来的功利性取向，让计算主义、工具主义退回其应有的位置，达到“成道”的目的。可见，第五代教育评价在方法技术上必将实现“器”与“道”的相互依存、协同共生。    

二、 第五代教育评价的价值定位

只有转变价值观，基于新的立场和认知视角才能包容反常。^［45］如果缺乏价值引领，事物就会失去发展方向，而一旦价值立场发生了转变，事物的整体属性必会受到相应影响。第五代教育评价在新旧范式的切磋互嵌中酝酿而生。那么，第五代教育评价如何化解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矛盾张力，如何坚持在守正与创新中建构自身的理论体系，又如何充分彰显出“道器合一”的技术正当逻辑，这是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朝向未来无法回避的问题，而回应问题的实质就是对第五代教育评价进行合理的价值定位。只有对第五代教育评价进行价值定位，才能确立第五代教育评价的正当性，进而展现出第五代教育评价对教育事业发展的巨大优势。

（一） 技术逻辑与教育逻辑共存的智慧性评价

尽管数字技术能在很大范围内引起评价范式的转型，但数字技术并不会完全替代与颠覆教育评价的价值内核。第五代教育评价不会像第一代教育评价，将技术作为目的，走向了“去人化”的道路，亦不会像第四代教育评价，因过于夸大主体的能动性而忽视评价的客观性。第五代教育评价将准确把握技术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教育的本质核心，并在此基础上找到技术与教育的融合点，让教育评价向更智慧的方向发展。第五代教育评价可被定位为技术逻辑与教育逻辑共存的智慧性评价。

智慧性评价作为技术支持下的新型评价范式，是基于“教育改善技术，技术改善评价”这一理念而诞生的。它致力于为教育主体的发展提供适切的技术环境。纵观历史，前四代教育评价始终围绕着“科学”与“人文”的争论而展开，彼此之间相互争鸣。前者带着技术改造论的逻辑，强调教育评价的工具特性；后者带着教育改进论的逻辑，强调教育评价的人本取向。然而，历史证明只用单一逻辑来推进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是远远不能在复杂的社会中做出正确的教育抉择。因此，以智慧性为定位的第五代教育评价挑战了传统理论“技术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框架，将技术作为手段，以更可靠、更高效、更智能的工具整合多维度、多层次的复杂信息，具有全程化、多元化、自动化、可视化的特征，能实现对评价主体、教育活动、教育场景的精准刻画，从而制定出更具个性化的改进方案。同时，第五代教育评价在技术应用中也内涵一种价值导向，被限定在“教育向善”的逻辑框架中，致力于实现“目中有人”和“始终为人”。可以说，智慧性评价是高人文性与高技术性的统一，能在最大程度上实现技术“向善”的价值目标，能让教育评价的手段与目的、条件与理想、形式与实质相互依存、协同共生。

（二） 数据呈现与意义建构融通的全息性评价当前，以“数据为本”的教育评价虽是现代教育评价的主导方式，但这样的教育评价也可能因过于注重对评价主体外部特征的描述与判断，而难以反映评价主体的真实需求^［46］，难以洞察评价主体的全貌。第五代教育评价一方面致力于弥补第四代教育评价的唯心主义倾向；另一方面也致力于破解当前教育评价所存在的技术难题。^［47］它将顺应教育活动的开放性、差异性、非线性的特征，以及教育主体复杂性、整体性的特点，将数据呈现与意义建构融通起来，通过引入“人类”和“非人类能动者”构成的异质网络来消除人类能动性与物质因果性之间的区别^［48］，是一种基于“人的完整性”立场而诞生的全息性评价^［49］。

全息性评价意指包容了全时空的教育评价观，它将对评价主体进行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立体表征。^［50］“数据”与“意义”作为相互依存的概念，共同支撑着第五代教育评价的全息性定位。一方面，技术要素被嵌至教育活动的全过程中，将评价主体的生理情况、互动细节和现场表达等转化为可分析、可测量和可评判的外在表现型数据，以供评价者能作出全面客观的判断。另一方面，人为要素以“意义建构”的方式贯穿至教育评价的全过程，力图将以数据表征的评价结果用更贴近生命的形式呈现出来，对评价数据进行时空性、关联性、艺术性的逻辑编排，从而解释、沟通、传达评价结果的结构化过程，反映出整体、历史、个性、类别的完整信息。^［51］总之，数据既是意义建构的结果，同时又是意义建构的必要前提，两者之间的结合扩展了教育评价的时空范畴，将纵向全过程、横向全要素熔为一炉^［52］，使得第五代教育评价既有纵向评价的时间长度，也有横向评价的视域宽度。在时间轴上，第五代教育评价将教育主体生存与发展的全过程纳入评价之中，充分关注教育主体的动态成长；在空间轴上，第五代教育评价将教育主体的生存与发展的全要素纳入评价之中，充分关照教育主体的全面发展，构成了基于数据、全程化、多元化、可视化的全息育人图景。^［53］

（三）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兼具的发展性评价

以工具为导向的第一代教育评价和以目标为导向的第二代教育评价过分强调评价的甄别与选拔的功能，从而忽视了人的生命发展过程，其所建立的人性假设是“抽象的人”。以判断为导向的第三代教育评价和以建构为导向的第四代教育评价又过于强调评价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忽视了工具的有效性，其所建立的人性假设是“完美的人”。然而，第五代教育评价将糅合工具、目标、价值、建构等导向，其建立的人性假设则是“具体的人”“完整的人”“生成中的人”。换言之，第五代教育评价不会将评价主体与工具片面地切割开来，而是在人与技术之间建立关联，让评价主体能借助新兴技术不断向更高的水平寻求发展。第五代教育评价更加注重实效性和服务性，是一种融合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发展性评价。

发展性评价更加凸显自身的前瞻性功能，其评价理念由“为适应未来而评”向“为塑造未来而评”倾斜，它关注教育主体的差异与潜能，是促进教育主体全面发展、建构完满生命的一种重要力量。从工具理性的视角来看，发展性评价作为一种手段，借助新兴技术让“物”与“人”的发展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能大幅提升教育评价的应用属性。发展性评价能充分借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洞察评价对象的知识、技能和态度的发展潜能，将评价重心由“结果”移向“过程”，由“预设”变为“生成”，把评价对象原有的知识经验、能力素养作为新的生长点，注重评价主体经过评价后在“量”和“质”上获得的增长，并以此作为一种创造性力量来建构教育活动的意义，让教育主体找到面向未来的可能发展方向。从价值理性的视角来看，教育评价的一切外在的工具性价值必须建立在人内在的目的性价值的基础上。发展性评价作为一种目的，既是教育绩效观的超越性表现，也是个体生命超越性的表现。发展性评价将自身实践聚焦在生命的可塑性与差异性上，把评价对象自身的生成发展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基本尺度，更重要的是引导评价对象产生一种实现自我、超越生命的体验过程。以“关注育人、注重过程、发展潜能”为价值导向的发展性评价坚持以工具理性为用，以价值理性为体，进而让教育评价变得更加理性，也更富人性。

三、第五代教育评价的逻辑架构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不仅重构了教育评价的逻辑体系，也重构了教育评价所诠释的教育景观。历史发展与价值定位共同塑造了第五代教育评价的形态。审视第四代教育评价，囿于数据稀缺和技术滞后，评价的方法论实践主要体现在多元主体的民主协商，尽管这有利于融通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诉求，达成一种共识，但也容易夸大“人”的主观性认知，导致评价过程过于“唯心”与“低效”，甚至可能导致评价结果被人的权威所误导。第五代教育评价将向智慧性评价、全息性评价与发展性评价而转变，表现出智能化、科学化与人性化的特征，是富有时代特征、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为此，这就要求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要在整个评价体系上迭代更新，从教育评价的生态、理念、主体、功能、实践五个子系统着手，走出一条承上启下的创新之路，从而充分实现第五代教育评价的价值效用。

（一） 智慧性运行：创生数字技术支撑的评价生态

当前，伴随着支撑人工智能“跳跃式”发展的大数据、元宇宙、ChatGPT等技术的迅猛发展，教育实践基础从个体经验向数据实证转移，整个教育生态发生根本性转变。第五代教育评价就是要将数字技术引入整个评价生态中，实现全方位、全过程的智慧性发展样态，从而打破第四代教育评价的技术局限性，让人性化与技术化兼具的教育评价成为可能。

其一，要在基建端打造技术赋能教育评价的工具引擎，为第五代教育评价的智慧性运行提供底层支撑。一方面，要建立起面向学生、教师、家长、用人单位、行政部门等不同群体，以及课堂教学、区域教育质量等不同层面的教育评估系统和服务平台，利用大数据平台和智慧监测平台，以数据流带动教育的信息流、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厘清“管”“办”“评”的职责，架构出“政府—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治理格局。另一方面，要创新教育评价工具，研制更精准、解释性更高的测评手段，引入与完善基于脑科学、心理学、生理学的心理测评，基于多模态的大数据分析，基于人工智能赋能的嵌入式评价，力求以更智能的评价工具整合多维度、多层次的信息。

其二，要在过程端让数字技术充分嵌至教育评价的全流程，提高第五代教育评价的专业化程度。在评价输入上，要进一步加强对伴随式采集技术的应用，利用网络数据爬虫、视频监控、可穿戴设备等技术汇聚文本模态、视觉模态、语音模态和生理信号模态等测评数据，实施全样本、全时空的数据采集工作^［54］。在评价分析上，要开展基于多模态数据的智能分析，建立起多模态数据与评价目的之间的链接^［55］，在分类、关联、因果与聚类等分析技术的协助下，深刻揭示出数据所映射的真实情况。在评价输出上，要利用可视化技术直观呈现出评价对象发展的过程与结果、现状与趋势、优势与劣势。在评价反馈上，要借助大数据所提供的自动化、共享化与精准化的推送技术，及时诊断评价对象的发展问题与困难，精准预测发展潜力与空间，进而为评价对象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其三，要在监测端建立评价技术应用的制度准则与伦理规约。一方面，要以正式制度明确数字技术在教育评价实践中的伦理边界，规避因数字技术的滥用对教育评价实践可能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要提高数字评价技术的安全性，加强对加密算法、密钥管理、数据安全、数据备份等技术的应用开发，防止由工具性僭越所引发的数字不正义风险。^［56］

（二） 融合性发展：汇集多种理论资源的评价理念

第五代教育评价是基于“传统＋当代＋未来”的评价范式，它不是对前四代教育评价理论的替代，而是对前四代教育评价理论的延展和改造。第五代教育评价融合了前四代教育评价的优势资源与可取之处，趋向多维度的“智”化发展，让教育评价更兼顾公平、更符合教育本原，也让教育评价的规则、标准、工具、方法更科学。为此，有必要继续强化第五代教育评价的理论创新。

一是要通过综合运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哲学观指导，厘清第五代教育评价的核心目标与实践原则。在本体论层面，要充分彰显出第五代教育评价的科学属性与人文属性^［57］，将其视为一种科学性与人文性相融合的培养人的活动。在方法论层面，要融合运用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通过数量与质量、过程与结果、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工具和手段，让教育评价走向一个“价值＋事实＋价值”的闭环过程。在价值论层面，要致力于将教育评价的工具价值与理性价值、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联结起来，进而摆脱“为评价而评价”的导向，真正凸显出评价取向的育人化、评价内容的顾人化、评价主体的多人化、评价结果的异人化。^［58］

二是要在融合前四代教育评价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出符合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第五代评价理论体系。“教育系统的复杂性”加之“人之理性的有限性”，给教育评价的开展带来极大挑战，单一的理论与方法已无法满足社会大众对教育评价的实践需求。为此，要综合利用每一代教育评价理论的优势与资源，夯实第五代教育评价的理论体系，如利用第一代教育评价的“测量”思维为评价工具开发提供技术支撑，发挥第四代教育评价的“建构”特征提升教育评价的民主性。同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结合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与未来教育改革的实践样态，创生出具有本土特色与国际影响力的第五代教育评价理论体系。

三是要融合多种评价模式的理论优势，发展既有科学基础，又符合主流价值导向的测评工具。在现代教育评价理论模型的发展中，前人已建立起了目标评价模式、目标游离模式、CIPP模式、应答评价模式、消费者导向模式等影响深远的评价模型。这些评价模型至今仍在教育评价领域发挥着自身独特的价值效用。因此，第五代教育评价在测评模型的开发上不仅要扬长避短，充分发挥不同测评工具的优势，还要将经典测量理论、项目反应理论、认知诊断等经典的心理测量学理论与智能化测评工具进行深度结合，使智能化测评更准确、更有效，以及更具人文关怀。

（三） 参与性建构：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评价组织

伴随着教育价值走向多元化和数字技术的“去中心化”，传统单一的强势主体用自身价值观主导教育评价的模式已无法被认同。第五代教育评价将在汲取第四代教育评价建构观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借助技术工具营造出“多元参与”的组织结构，让多元教育主体的价值诉求在评价中得到充分满足。

其一，要实现囊括全主体的教育评价组织。第五代教育评价是真正面向社会，面向人人的评价。这要求构建起政府、学校、社会、企业、第三方组织等多元主体参与的评价组织结构，确保多元评价主体能按评价任务与责任深度参与教育评价行动，使其能在学生全面发展、教师教书育人、学校立德树人、政府教育改革履职、企业招聘用人等活动上，通过共同的调查、协商、判断，逐步达成评价标准、内容、结果上的共识，为民主的价值协商、冲突解决以及协同治理奠定基础，最终促进多元教育主体的共同发展与繁荣。

其二，要进一步实现评价对象的主体化。第五代教育评价更看重评价对象在测评中的主观意图，如兴趣、需求和情感等，以及评价对象能从测评中获得什么，如何运用测评结果。［^59］因此，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要重塑评价者与评价对象的关系，不能将两者视为简单的主客体关系，而是要塑造出评价对象与评价者之间知行一体、相互并进、彼此创生的主体间性关系，建立起平等对话模式，让评价对象能带有意向性地参与教育评价活动，从而与评价者形成一种“联结机制”，为达成“教育评价共识”提供可能。^［60］

其三，要探索出“人机协同”的评价最优组合。第五代教育评价不会按照单一固定的技术路径或是唯量化的数据化思路去实践，也不是只强调主观能动性发挥的实践。教育评价设计者要重视人机协同的评价实践，构筑起基于“评价者—机器智能—评价对象”的三元主体结构，实现人与机器的功能互补与价值匹配，进行更加科学的评判，并进一步探索在数据搜集、数据分析和精准干预三个主要评价环节中人机协同的最佳参与比例。

（四） 回应性服务：彰显以需求为导向的评价动能

为更好地面向未来、适应新的教育目标，以及满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第五代教育评价不仅限于选拔、欣赏、研究、改进等服务，而是囊括了多元主体的需求，以回应“社会发展—教育发展—人的发展”需求为取向，推动教育评价服务能力的全面提升。

从社会发展的需求而言，伴随着社会矛盾的转移，社会大众对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需求更加迫切。这也要求党和国家将第五代教育评价纳入新的教育基本公共服务的范畴并给予保障，着力建设公共享有的教育评价标准库、工具库、数据库、专家库、策略库^［61］，将社会大众的教育需求是否得到满足作为评价质量观的判定准绳，完善供给体系、优化资源配置、保障教育公平，构建出全面、优质、均衡、公平、高效、具有可持续性的教育评价服务体系。

从教育自身的发展需求而言，第五代教育评价要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教育任务，以培育时代新人、促进教师发展和推动教育变革为目标，通过数据驱动，构建出科学化、综合化与系统化的评价模式，为人才选拔方式转变、教育政策制定、课程变革、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学校发展、教学策略改进等提供参考。^［62］

从人的发展需求而言，第五代教育评价要始终坚持“为人”的立场，通过多源异构教育数据的融合分析，诊断教育问题，预测教育趋势，依据评价主体的发展需求，为其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如生涯规划、职业规划、专业选择、资源推荐、高考填报等，从而激发出评价主体的自我实现的需求动机，让多元主体能在自己最擅长、最需要的领域得到个性化成长。

（五） 差异性实施：坚持分人分段分类的评价实践

《总体方案》指出，要“坚持统筹兼顾，针对不同主体和不同学段、不同类型教育特点，分类设计、稳步推进，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为此，第五代教育评价坚持实施分人分段分类的评价实践，充分立足中国的基本国情、政策取向和现实问题，开创现代性与在地性相统一的创新路向。

其一，在分人的评价实践中，第五代教育评价必须正视、承认和尊重个体差异，并将其作为评价的重要考虑因素。第五代教育评价要全面关注到人的差异性，如性别、民族、家庭背景、心理、地域、智力等，将个体差异作为教育评价的优势和资源，建立“绝对标准＋相对标准＋个性标准”的多维评价结构，在实践中充分关注个体发展的个性与特色，最大限度发掘每个人的潜能和天赋，真正做到“因材施评”，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育人图景。^［63］

其二，在分段的评价实践中，第五代教育评价要严格遵循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与高等教育由低到高的渐进层次，重视不同学段中评价对象的心理、智能与生理的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合理设定评价目标、标准、内容与方法等，创造多种多样的成功机会和途径，保证评价对象发展绩效的累积性和有效性，让教育评价更适合评价主体的发展与成长。

其三，在分类的评价实践中，要充分关注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路径差异，以不同的设计思维全面架构普职“双轨”的评价体系^［64］。一方面，要厘清“双轨”教育评价的内部结构与要素层次。既要建立针对学校评价、教师评价与学生评价的三层面评价模型，还要在评价的理念、标准、工具、制度等要素构成上体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差异。另一方面，要关注“双轨”教育评价的横向结构特征，以高质量发展为纽带，通过多元化的评价制度，架构起人才成长的立交桥，发挥教育评价的“贯通、衔接、立交、融合”作用，促进普职教育的横向融通。    

四、结语

每一个时代都有独属于每一个时代的教育评价，在传统教育评价范式的基础上，第五代教育评价担负了新时代赋予的新使命与新任务，也为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找准了努力的方向。纵观历史演进，在科技革命、社会结构、时代思想等因素驱动教育变迁的同时，往往也伴随着教育评价范式变革。事实上，对第五代教育评价的构建将是一个以吐故纳新、思想流转为基本发展脉络的融通创生的过程。当前，当社会大众在认识到教育评价对教育事业的重要性时，也同样要意识到传统教育评价对解决当下教育问题的局限性。因为正是这种局限性的存在，才让我们致力于不断地完善教育评价理论、修正教育测评模型、开发教育评价工具，进而缩小教育理想与教育实践之间的差距。在世界教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教育评价的变革才刚刚开始。本文所言的“第五代教育评价”，是对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朝向未来的愿景想象，它更多是基于中国情境和历史情境下所构建的概念雏形，尚未形成具体的实践轮廓和完整的理论体系。当然，为实现第五代教育评价在中国教育土壤中的落地生根，不仅需要所有教育学人进一步加强教育理论研究，还需要教育评价设计者加强对评价工具的实践探索，同时，更需要社会群众实现观念上的转变。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落地落实。

参考文献： 

（作者：朱德全，西南大学教育学部、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教授；曹渡帆，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