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访华百年：实用主义对中国影响几何？

二  、“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

左起：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1920年3月14日摄于北京卧佛寺  

杜威此行没有带来什么具体的政治主张，他只给我们一个哲学的方法，让我们自己去解决问题。这个方法分开来说，一是历史的方法，另一个是实验的方法。

——胡适 1921年7月11日

为了替杜威开路，应江苏省教育会邀请，1919年5月2日，胡适在上海作了“谈谈实用主义”的演讲。 

他介绍说，实验主义是19世纪科学发达的结果，一是悟得真理不是绝对，二是生存进化，达尔文的《物种进化》表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杜威的实用主义，一是方法论：不要空论不慕好听的名词，应注重真正的事实、探求试验效果；二是真理论：“真理都是工具”；三是实在论，人类应该从事实上求真理知识，去做真理的主人。 

胡适将此前后的演讲稿整理成文，题为“实验主义”，在《新青年》上发表。

1919年5月3日，杜威在上海开始了此行的第一场演讲，胡适现场翻译。当时盛况，从听众程天放的回忆中见一斑：那时我是复旦大学三年级学生，一天报载杜威博士在江苏省教育会公开演讲，由适之先生翻译，我和许多同学都去听。当时，适之先生在《新青年》上鼓吹文学革命，批评旧传统旧习惯，上海一般知识青年都震于他的大名，却没有见过他…… 在电车上我们想象胡适一定是西装笔挺、神气十足，等他陪杜威走上讲台时，穿的是一件长衫，态度谦恭和蔼，不像一般留学生，而像中国传统学者，大出我们意料之外。

受到热烈欢迎，杜威改变了主意，当晚致信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争取在中国讲学一年。他写道： 

“他们（胡适和北京大学）都认为目前是中国教育和思想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如果能有一个西方特别是美国思想的代表坐镇，这将会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我自己也极为珍视这个难得的机会，可让我了解东方思想和情况。因此，我希望哥大能接受教育部即将提出的建议。我个人所得也会是哥大所得。我相信由于我人在这里，就会为哥大招来更多中国和日本学生。”

5月5日早晨，胡适在蒋梦麟家，两位上海记者来访，方知5月4日北京三千多名学生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巴黎和会将青岛送给日本；胡适受到鼓舞；7日，他接到陈独秀北京来信，介绍“五四”的经过，同一天，他参加了上海国民大会游行。 

事态遽变，8日，蔡元培辞职离京；在上海，胡适和蒋梦麟拜访了孙中山先生；12日，胡适回到北京。 

12晚，孙中山到杜威寓所晚餐，他谈到中国人长期受制于古训“知易行难”，却不愿行动，希望自己即将出版的书能够向国人证明“知易行难”……杜威认为，在西方没有人相信“知”是一件容易的事，过重实用反而不切实际；两人认可了实践的重要性。 

杜威回忆：“那天傍晚，与前总统孙中山先生在一起感到很高兴。” 

杜威夫妇5月29日抵达北京，见识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他们在6月4日给女儿的信中写道：“在中国的生活很刺激，这句话很公允，我们所目击的是一个国家的诞生。”  

7月，蔡元培同意回北大，他先派蒋梦麟代理，由此开启了蒋梦麟服务北大长达17年的经历。 

杜威夫妇最终在中国住了两年多的时间，1921年7月11日离京回美，胡适在当天出版的《晨报》发表文章 “杜威先生与中国”。他写道： 

杜威先生在中国到过并演讲的地方有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十一省，他在北京的五大演讲录已经出了十版，其余各种小演讲录……几乎数也数不清了！我们可以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的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 

胡适说 “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的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这是事实，但他没有讲出故事的另一面：与杜威哲学同时代的其它美国哲学理论，在中国或未被介绍、或被压制。 

比如，杜威同事、哥伦比亚大学文学教授约翰·厄金斯（John Erskin，1897-1951）为本科生创立的荣誉文学课程，哈佛大学教授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1865－1933）倡导的 “新人文主义”，芝加哥大学校长倡导的以西文经典文学为基础的“伟大书籍”运动。 

当杜威学派、胡适、文学革命在中国高歌猛进时，哈佛大学新人文学派、梅光迪和他的领导的学衡派，对其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批判。但在当时的中国，胡适教授在青年学生眼中是犹如神一般的存在，梅光迪等人望尘莫及。 

三 、“新大陆笔墨官司”

左：胡适（1891-1961）  右：梅光迪（1890-1945）

青年时代的梅光迪和胡适是一对好朋友。胡适的 “文学革命”，即起源于两人1915年秋在美国的一场笔墨官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