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访华百年：实用主义对中国影响几何？

一 、1919年杜威的京华烟云

约翰·杜威（1859-1952）

1915年左右，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留学生胡适（第一排左二  陶行知第一排右一） 

此种新文化运动（指五四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一二觉悟者（即《新青年》与《新潮》）从事提倡、遂至舆论大放异彩，学潮（即 “五四” 运动）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

——孙中山 1919年12月《孙中山全集》（五）

查阅历史资料，我努力梳理杜威访华的来龙去脉，一个原本的学术访问，怎么成为影响中国学界百年的一场运动？ 

杜威在中国两年的讲学，是一个随机应变的意外；他在中国受到众星捧月般追捧、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国旋风般的影响，更是出乎他的想象。天时、地利、人和，他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杜威访华，是应自己的学生、北京大学胡适教授的邀请；杜威抵达上海后三天，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他见证并参与到这一声势浩大的运动之中；在上海，由胡适和蒋梦麟的引荐，孙中山到杜威住所拜访；在北京大学授予杜威荣誉博士学位典礼上，蔡元培称杜威为“西方的孔子”。 

彼时，杜威的著名中国学生还包括：南京高等师范学学校校长郭秉文、教务长陶行知，江苏省教育会理事蒋梦麟等，他们均参与了杜威的访华事务。 

杜威夫妇1919年2月9日抵达日本，2月25日至3月21日，在东京帝国大学作了八场演讲，他们计划在这场演讲系列结束后，到中国观光几周。3月13日下午，在东京寓所，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郭秉文和友人陶孟和的登门拜访，戏剧性地改变他的行程。 

原来，获知导师在日本讲学，陶行知和胡适商量，邀请杜威到中国访问一年，并由“我们南北统一起来打个公司合办”，并请即将取道日本赴欧洲的郭秉文和陶孟和，将邀请信送至杜威。但杜威当时只同意于5月到中国，在广东、南京和北京三地演讲，并将此行视为观赏风景，9月他将回到哥伦比亚大学授课。 

杜威3月15日致胡适信，表达了对访学中国一年的不确定心态。胡适将杜威的回信译为中文，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上，信中写道： 

“我每日总想写信把我们想到中国来游玩的事告诉你，所以接到你信格外高兴。我们的行程还不曾十分确定，大约五月中旬到上海，在中国可稍住几时，到七月或天太热的时候，我们仍旧回到日本乡间住几个星期，然后回美国。” 

“郭秉文博士同陶履恭前天来看我，他们问我是否在中国住一年、作讲演的事。这个意思很动听，只要能够两边大学的方面商量妥贴了，我也愿意做。”

陶行知立即行动，他告诉胡适：“杜威先生对华接洽事宜，应由北京大学、江苏省教育会、南京高等师范三个机关各举代表一人担任。敝校昨日已推定兄北担任此事。请老兄和蔡子民、蒋梦麟、沈信卿三先生磋商，并请赐教。” 

北京大学校被动员起来了。1919年4月7日，蔡元培给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电报：阁下若同意，杜威将在北京讲学一年，请回电。” 

杜威仍有犹豫，他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东京的朋友私下提醒我们，明年在中国，对薪水一事要格外小心，因为他们可以说得天花乱坠，但也很能赖得一干二净。这使得我每隔一天就想取消这件事情。” 

1919年4月30日中午，杜威夫妇从日本乘船抵达上海，胡适、蒋梦麟和陶行知在码头迎接，那时，他们的计划仍然是在中国旅游并演讲六个星期。然而，谁也无法预料，三天后，震惊世界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 

“五四运动” 掀起的狂风巨浪，伴随胡适在北京大学讲堂上的积极宣讲、《新青年》等媒体的大力传播，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理论青云直上，风靡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