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乡村的中国教育和失去教育的中国乡村

1. 1949—1978 年 

经历了战争、革命、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等剧烈的社会重组后,乡村传统伦理教化似乎消失殆尽,农村人只有翻身做主人的自豪,因此也就接受了现代学校教育的事实。受“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等话语影响,他们义无反顾进入到基层现代教育组织即农村中小学的建设中来。1965 年,全国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从 1949 年的 20% 提高到 84. 7% ; 全国小学学校数从 1952 年的 526 964 所提高到 1 681 939 所,普通中学学校数从 4298 所提高到 18102所1,基本形成了“村村办学、学校办在家门口,小学不出村、中学不出乡”的学校布局结构。在这一阶段,乡村社会不仅小学数量增加, 中学也基本普及。 

2. 1978—2000 年 

在追求教育规模、总量、速度的目标下,有限的教育财政性资金大部分投入到了高等教育、重点中小学建设以及城市义务教育方面,而在农村义务教育方面则实行了多渠道集资办学、“人民教育人民办”。使得农村中小学“摊子大”——村村有小学,乡乡办中学、“质量低”——学校规模小、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质量低。乡村社区通过农村居民自行投入基础教育建设的方式完成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重要任务,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作为现代化教育组织,村庄中的小学校,通过在农村社区中的“在场”,深深融入到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共同构建了乡村中小学教育生活的实践,建立了村庄中的国家形象。因此,小学成为村落中唯一的国家机构,它在乡村背景与乡村气氛中就更显出一种不可替代的身份,它与乡村的互动就具有了深长的意味,几十年间它在村落中的功能变迁就具有了独特的文化史意义。

3. 2000 年至今 

进入 21 世纪,政府加大了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农村教育进入“农村教育政府办”阶段,在办学经费上有了巨大的转变。中央财政加大了转移支付以及各项专项投入。先后开始实施“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两免一补”等重要工程项目,完善了教师制度。然而,21 世纪初 10 年来“村不办小学,乡不办中学”的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使农村学校迅速地向城镇集中。

2012 年 11月17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发布的《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显示,2000 年到 2010 年,在我国农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 63 所小学、30 个教学点、3 所初中,几乎每过 1 小时,就要消失 4 所农村学校。10 年间,农村小学减少 22. 94 万所,减少了 52. 1% 。教学点减少 11. 1 万个,减少了 6 成。农村初中减少 1. 06 万所,减幅超过 1/4。10 年间,我国农村小学生减少了 3 153. 49 万人,农村初中生减少了 1644 万人。他们大多数进入县镇初中和县镇小学。

有学者把乡村学校急剧消失的过程与民国期间“文字下乡”的教育现代化进程称为完全相反的“文字上移”过程 ,也有学者认为这一进程是乡村学校与乡村社区之间关系的第二次断裂。邬志辉还反问到如果乡村学校脱离了乡村社区,我们还能称之为乡村学校吗? 如果乡村学校都不存在了,那么“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命题还有意义吗? 中国教育在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在办学思想、 教学内容等价值和文化层面上“失去乡村”,到 21 世纪初教育基本普及后却进一步从地理上和空间上“失去乡村”。

失去教育的中国乡村：

来自华北山区村落的个案观察

李村位于河北省青林县的西部山区,距县城 65 公里,有一条县级公路过境。共有农户305户, 总人口1200人。耕地1100多亩,荒山26000多亩。村民的收入来源以外出打工和种植业为主。 外出打工主要行业为建筑业、服装业、农产品运输等等。在这样一个山场面积多、交通不便利、收入偏低的村庄,乡村教育发展之路如何呢?

村民们关于村庄教育能追溯的历史是村北沟的寺庙。那应该是清末新教育的推行,将寺庙用作了小学校推广新学教育。寺庙为村庄学校的历史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和建国以及人民公社时期。直到1982年,原驻扎在村的部队撤离,村后山腰中原部队修建的营房便用来作为校舍,进行乡村基础教育。

1991 年,由村集体出资在村东头,村主干道旁,交通便利的地方修建了学校。盖了 19 间房屋、修了一个大操场,总共花费 12 万元,19 间房屋都用作了教室。那时的李村村小是一所完全小学,设有一至六年级。学校学生人数持续维持在 100 多人,每个年级约 20 人。虽然校舍没有多少粉刷 ,运动场也是尘土飞扬 ,但村小拥有了自己的校舍、专职的老师、学生人数也多,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好的日子。在这里,课间时童声鼎沸,孩子们活蹦乱跳; 上课时书声琅琅,严肃静穆。课间操及学校通知的广播传彻整个村庄,令将小孩子放在学校念书的正在田间劳作的村民感到安心。 

2006 年,县教育布局调整工作开始。县教育局于 2006 年下达指示,要求县域内各村镇撤并村小,只在乡镇设立中心小学。乡中心小学校长作为主管学校撤并的负责人,与村委会洽谈了撤校事宜。村干部和村民们都反对撤并,李村村支部书记 ZGA 如此评论: “村小学一直都办得很好。如果撤了,孩子们离家远,家里很难照顾到,还必然会增加农户的经济负担。这会给村民造成‘精神上’ 和‘经济上’的双重损失。”由于村干部的反对,原定 2006年撤的村小5~6年级推迟了一年,但终还是在 2007 年撤走。2007 年,乡教委没有再事先和村里商量,而是直接通知村里学校老师撤并的决定,孩子们和家长也是在开学第一天才知道学校撤并的事实。2008 年,村小 3~4年级被撤掉。

经2007年和2008年两轮撤并之后,村小由一所完全小学变为一个教学点,仅保留有一二年级。 2012年村小一年级学生16人,二年级8人。学校有两名在编老师。村小学的两排教学屋舍,前面一排现用作村委会、党支部的办公室; 后面一排作为教室仍在继续使用。 

面对村小学的调整,村民基本处于不情愿但又无奈接受被迫积极面对的情形。村民 YB 说: “ 上面决定了 ,我们说了也不管用 ,村干部都没有办法 ! ”学校从农村社区撤出后 ,影响了村落文化和村落凝聚力,加速了村民们向城市迁移以及农村衰落的过程。对村民的教育生活更产生直接影响。在应对村小学调整的行动中,不同经济情况家庭的不同选择使农村产生了新的分化。村会计YXG 认为:

贫困的家庭,在小孩子小学二年级后就只有选择乡中心小学( 即村里人说的“国办小学”) ,因为政府有补贴,学费和住宿费全免以及伙食费补贴,只需要交纳交通费。但是老师教学和管理质量、教室以及住宿、食堂质量较差。家庭中等的则送往县私立小学,学费高成本大,但教学和管理尤其是生活管理的质量更好。少数家庭富裕且有“关系”的家庭或有能力变成县城学区户口的家庭则将孩子送往县公立小学,享受优质的城市公立教育。 中学也是如此,贫困家庭会将孩子送往面向农村孩子成立的县公立中学,成绩不好的甚至不到初一就辍学啦。而富裕家庭则会将孩子送往县私立中学,有关系或能将孩子变成县城学区户口的家庭则能够送往面向城市居民的公立中学。 

当我们在谴责农民目光短浅认为“读书无用”时,李村的观察却告诉我们农民们但凡有点能力,就会送孩子到他们认为较好的学校接受教育,为此改变家庭生计到县城打工。村民 ZJE 的大儿子曾经在乡中心小学读过。她非常不希望村小学撤并,也对乡小学非常不满。 

她说,当时去乡里读书,儿子还太小,乡小学照顾不好,孩子连吃饭也吃不好,每到春天就犯胃病; 她去看了学生宿舍,说宿舍很潮湿,一点都不干净,冬天即使有暖气,也没有家里暖和。后来就转往县里的 YH 小学( 县私立小学) ,一学期总共收1250 元,其中学费1050元,书费100元,住宿费100元,从村里到县里的交通费是15元/次; 而在乡中心小学,前三项费用都免除,交通费是2元/次。 虽然更远学费更贵,但 ZJE 还是让自己孩子去了县里小学上学,她本人来到 YH 小学食堂找了一份工作,一边赚钱一边照顾儿子。 

然而,现实的逼迫仍然导致不少农户家庭的孩子在初中阶段辍学,尤其是贫困家庭。“现在农村小孩子到初中辍学的特别多,学习跟不上,虽然免除学费,但是其他费用较高,而且多是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既然考学不是一条出路,无奈只有外出打工! ”贫穷的农村家庭往往父母没有能力提供额外帮助,小孩学习竞争力较弱,外加经济压力,容易产生辍学。 

村民 HDP 夫妇有一个 17 岁的儿子。HDP 家在李村属于困难户,其妻患病,家里一直贫穷。 HDP 的儿子在村小读的幼儿班和一二三年级,四年级时儿子因学校撤并去了乡中心小学读书。孩子的成绩刚开始还保持得比较好,但后来管得松,有所懈怠,学习就退步了。要上初中时,因为家里的经济状况,儿子并没有随大多数同学一起进入县城的私立初中读书,而是选择了花费较低的 XL 中学( 县公立中学) ,但即使如此,儿子还是因为家里难以负担上学费用、需要有人赚钱养家而在初二时辍学,去天津打工了。HDP 说这是儿子自己的选择,因为家里实在太贫困,儿子说念书念下去还不如早点出去打工赚钱,然后回来盖房子娶媳妇,过好日子。 

城乡教育质量的差距吸引农民进城择校是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的现象,但在户籍制度的影响下乡村学校基本是农村居民完成基础教育的场所。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以来,乡村学校全面向乡镇和县城集中,教育资源更加集中于城镇,李村的实践告诉我们农户的经济条件决定了他们学校的选择。贫困群体更加缺乏能力应对学校位置的变化,在此过程中受到进一步排斥和挤压。

以前的差距体现的是户籍限制的城市和乡村两个部门之间的教育资源不均衡,而现在的差距则不仅受到户籍限制,更受到家庭经济条件、关系资源以及家长教育意识的限制,可以说发生了更深层次的、影响更深远的城乡疏离以及贫富阶层分化。而这一分化则是由于政府推动的农村学校远离农村社区的布局调整所加深和明显化,实属不应该。在这一点上,“撤点并校”并没有促进教育公平,反而带来了新的教育不公平,即贫困农村家庭在此过程中更容易被抛弃和遗忘,形成“穷者更穷”的恶性循环。 

结论与讨论

20 世纪 60 年代,著名学者布莱克教授( C. E. Black) 在其著作《现代化的动力》中指出了“现代化的痛楚”。急剧的社会现代化引起社会生活方式、伦理道德、信仰等不适,而且可能将一切精神领域的东西都推向市场和商品化,引起深刻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齐格蒙特·鲍曼在《全球化: 人类的后果》的绪论中描述道: “‘全球化’......如今已迅速成为......一把意在打开通向现在与未来一切奥秘的万能钥匙。对某些人而言,‘全球化’是幸福的源泉; 对另一些人来说,‘全球化 ’是悲惨的祸根。 然而 ,对每个人来说,‘全球化 ’是世界不可逃脱的命运 ,是无法逆转的过程。 ......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被‘全球化’”。

乡村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逐渐为外来力量所侵蚀,社会形态逐渐分散,传统文化的作用力和影响力不断减小,并为外来文化所消融。中国城乡教育正是在这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急速的变迁从而产生痛楚。在打破“传统中国无差别统一的城乡良性循环”,推进近代“新式教育”以来,城市就占有了资源、人才、地理等多方面的优势,在文化上超过乡村,居于领先地位。在近代救亡图存、现代复兴强国的压力下,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城市和工业化道路,乡村作为输血的地区不断向城市和工业的发展提供资源。城市剥削和压迫乡村的城乡关系决定了中国教育一步步地失去乡村。失去乡村意味着失去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城乡关系,失去了传统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失去乡村意味着失去乡村文化和乡村价值,失去乡村意味着办学城镇化,在空间上和地理位置上失去乡村。

一百多年来,中国教育不断地要去接受近代以来逐步失去“乡村”的事实,中国乡村也在外部压力下不断被调整和被迫应对“新式教育”以及“办学城镇化”,最终促成了今日我们看到的中国乡村教育之现实: 如果说乡村有教育,也是城市的教育! 那么乡村还能不能迎回文化上的尊重,教育资源的均衡,再次形成良性循环的无差别统一的城乡教育关系? 我们将拭目以待。但可以肯定的是只有农业、农村甚至“小农”的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和政治权利得到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充分尊重和肯定,中国教育重新找回“失去的乡村”以及中国乡村重新找回“失去的教育”才得以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