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栋生：我不想教室里有任何一个学生郁郁寡欢

　　无论如何，不让一人向隅而泣。不知为什么，教室里只要有一个学生郁郁寡欢，我就觉得自己的课上不好。

　　不久前某杂志微信刊出我的旧文，内中提及劝教师上课不要用“寡妇”这个词，防止心理敏感的孩子受伤。有读者困惑：诸如此类的事很多，教师一一关照，课怎么上？但我认为，只要教师心里有学生，办法有的是。

　　比如，民间轻慢信仰与风俗的俚语，政治运动留下的伤痕，家庭不幸的记忆，个人遭遇过的挫折，等等，都可能给心灵敏感的学生造成痛苦。教师上课说话，能不考虑学生的感受吗？教师博大的胸襟充满仁爱，装得下所有的学生、学生的心，就能装得下世界。

　　三、“教师的样子”最重要

　　教师帮助学生，是职责，不能要求学生报“恩”。

　　曾有学生在随笔中提到“父亲又失业了”，我托班主任悄悄地帮了他几回，学生考上大学后来信感谢，说其实知道是老师帮他的。我没回信。

　　这个学生毕业后找到了一份薪水较高的工作，我把喜讯告诉同事时，办公室所有老师都欣慰不已（我很看重同事的这种情感）。一个家庭终于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比这更令人欣慰的，是学生在信中说：老师，我知道怎样报答社会。——这就对了，教师无论如何不要把学生当作“私产”，否则教育的性质就变了。

　　我和一些有过各种困难的学生成了对话者。我们交流对问题的看法，我不试图“改变”他们，我努力去想他们选择的合理性。我认为，总体而言，学生还是向往美好人间，向往真善美的，这或许取决于教师的教育姿态和价值追求。教师境界不高，学生的困惑会变多；但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即学生因此学会混世，老师是个乡愿，在他的影响下，学生群体会庸俗化、社会化。

　　虽然一直在一所学校工作，所带的班级也有不少差异。1987年我带南大少年预备班，学生年幼，多数来自农村，为了让他们熟悉南京，星期天我常带他们外出参观、游玩。

　　有次在博物院大厅，正向他们讲解，有个学生大声往地上吐了痰，我没出声，蹲下，用手帕擦去地上的痰，悄悄扔进垃圾箱，然后低声对大家说：这是城市，要注意；你们以后都会是知识分子的，不能随地吐痰。我在做这件事时，没抬头，是不想让那位同学难堪。我想的是：他肯定明白了，他们以后想吐痰时能记起我说的话。

　　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学生，也无论学生有什么样的困难，“教师的样子”最重要。我认为，只要教师有原则、守常识，任何复杂的问题都不难解决；作为教师，处置问题不能偏向任何群体。做一件事，会不会引发负面影响，会不会留下不良后果，要有预估。

　　如时下非常流行的“成绩排名次”，对学生的伤害是长期的。有班主任把“名次榜”公然贴在教室讲台边——这种事做了，还有什么错事不敢做？有两位任课教师见到班主任在教室张贴测验名次，先是耐心劝说，劝说他取下之后，再告知校方，建议重申校规，以绝效尤——宁可得罪同事，也不违背教育原则，这才是对学生对学校负责的态度，学校有这样的教师，学生才能真正地“成人”。

　　学生毕业多年后打电话邀请我聚会，但没留姓名，自称“当年我在班上成绩不行，老师不一定记得我”。我回电严厉批评，告诉她：整个班的语文是我教的，你这样说话，不像是我的学生，我从没以成绩论人，你的话让我生气——教育要教会自由平等、自尊自强，学生毕业多年，仍没从“成绩”阴影中走出来，这就是说，我的教育任务没有完成。我因之感到沮丧。

　　无论学生之间存在何种差异——家庭背景、学习成绩、性格特征、志趣爱好，等等，都可以忽略，但在一间教室里，所有的学生都应当成为文明人。

　　学生有教养，“融合”就不是困难。学生友爱，是人生幸事，教师为什么要说“重友情也要重视成绩”？（小学生家长要求孩子“和成绩好的同学交朋友”，也是很混账的话。）应试教育鼓吹“竞争”，同窗友情变得淡漠。

　　有次进教室，看到有课桌空着，记起这张课桌昨天也是空着的，于是有所不安，问：“他怎么没来？”周围几个学生摇头表示不知道。我无法克制自己的愤怒，发了火：同在一个班，邻桌两天没来，竟然无人关注，这是什么“集体”？这个班有二十多个“三好生”，高一时评上“文明班级”，学生竞选班委颇有豪言壮语，怎么会说一套做一套？

　　那天我严厉批评了半节课，事后听闻有家长到校长那里去投诉老师训学生。他投诉，我不在乎，我在意的是我教的学生是不是正常人！学生如此冷漠，教师为什么不能生气？孔子遇上这种事，也会生气的。

　　四、希望我的学生“做个好人”

　　教师的职业，要求他眼中看到的是“人”“生命”，而非尊卑贵贱的等级标签。在教室里，我常想，我面对的人，在未来要成为劳动者，要成为父亲母亲，他们要组成“社会”，他们要担负建设新的文明的责任。

　　因此在这个年龄段，教育要培养共同的价值追求和良好习惯。他的灵魂中应当有这样一些元素：人、人性、生命、仁爱、友情、善良、正直、诚实、坦白……有这样的品格和修养，当他们站立在社会时，就能有公民姿态，有担当。如果我们容忍向青少年灌输“我死之后任凭天塌地陷洪水滔天”的人生观，必将给自己留下无尽的职业耻辱。

　　我希望教过的学生能“走得出去”，“站直了做人”，否则我的工作没有价值。我最怕学生变得庸俗猥琐，我常告诫学生：“你有许多自由，但不是什么事都可以做的。”学生不会独立思考，价值观出错，有可能无所忌惮地做坏事。

　　1996届毕业典礼上，全体高三教师致辞，大家让我第一个讲（也许他们认为语文教师肯定最能讲），我只说了四个字：“做个好人”。不久前这一届有个班纪念毕业20周年，有学生发言，说一直记得老师的“做个好人”。我说：“看来，至少到目前你仍然还是好人。”大家都笑了。“做个好人”，容易吗？不容易，但也不难。

　　基础教育就是“打底子”，在这个年龄段，文明教养是一点点地聚合的，教师不能大意。学生不敢奢望教师个个都是指路明灯，至少他能找到值得尊敬的教师，有人格魅力，有智慧，有办法的人，让他不至于蒙受屈辱。

　　我在教学中想过，规训重要，比规训更重要的，是教师的教育姿态和情感。引导不同环境背景的学生成长，还要注意接受教育过程中的“趣味”，教育要培养优雅而有趣味的人，一个群体能关注自我品质，能够追求生活趣味，那么，“文明”就能成为共同追求。教师本人也应当是优雅而有趣味的人，我们社会太缺少这样的人群了。

　　一个成天唉声叹气翻看学生成绩册的教师，一个因学生家庭背景而生出势利眼的教师，一个只知道鼓励学生“拼搏”追求“成功”的教师，他的表情、眼神都可能成为学生的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