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时代信息素养培养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摘要：信息素养是21世纪公民核心素养与关键能力的重要组件。人类社会正从信息化时代的初级阶段迈向以高度数据化和高度智能化为核心特征的人工智能时代。主要国际组织和各国教育机构纷纷出台信息素养维度与测评框架，重点关注审辨性、认知性、社会性、操作性、情感性和项目性六个维度。较之中国，国外信息素养维度的划分和测评框架的构建系统性更强，兼顾了认知性与非认知性维度，更为重视信息安全与网络伦理，并注重拓展未来的高阶性与时代性维度。要提高全民的信息技术能力，中国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经验，应该探索符合中国社会实际与社会发展需要的做法，需进一步完善信息素养标准，加强信息素养框架的体系化建设，使信息素养标准面向完整的人并注重观照未来。

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区块链等技术在迅猛发展，人才需求和教育形态随之发生深刻变化。当今世界，科技日新月异，现代信息技术深刻改变着人类的思维、生产、生活和学习方式。信息素养成为这个时代人的核心素养和基本素质。“一个人如果缺乏信息能力或不具备良好的信息素养，势必会成为这个时代的‘功能性文盲’。”[1]为满足信息社会人才需求，教育亟需变革，需要深入推进信息化与现代化发展。在此背景下，2018年，教育部印发《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该计划指出，要发挥技术优势，变革传统模式，推进新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为促进信息技术与智能技术更好地融入课堂教学，则需要全面提升教师信息素养，推动教师信息素养从技术应用向能力素质拓展，使之具备良好的信息思维。[2]

一、对信息素养的现有认识

信息素养得到各国教育管理部门、教育理论研究者与教育实践探索者的高度关注。但是，对于其概念与所指，甚至对其表述，国际上还没有形成统一意见。美国信息产业协会(Information Industry Association of America)主席泽考斯基(Paul Zurkowski)于1974年首次提出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这一概念。他认为，信息素养是：“通过训练，掌握信息工具，获取相关信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3]其后，不断有学者进行论述。如，兰克希尔(Colin Lankshear)和诺柏尔(Michele Knobel)特别强调数字素养。他们指出：“关于数字素养的文献，最显著的特点是数量可观，而且有些概念明显不同。”[4]在一些发达国家，人们提倡数字能力(digital competency)，而不是信息素养。[5]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则常用数字能力(digital competence)囊括各种素养。该组织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数字能力指能够通过数字设备和网络技术，安全、适当地访问、管理、理解、集成、交流、评估和创建信息，以参与经济和社会生活。”[6]在中国有研究者认为，信息素养是在信息时代成为一名全球公民需要具备的跟信息有关的基本意识和能力。[7]1此外，还有不少术语，其概念与所指，与信息素养相同或相近或相交，如计算机素养(computer literacy，or ICT literacy)、媒体素养(media literacy)、网络素养(internet literacy，or network literacy)、数字技能(digital skills)、数字流畅(digital fluency)、数字能力(digital capabilities，or digital competencies)、数字智能(digital intelligence)等等。为与中国教育部政策文件保持一致，本研究主要采用信息素养这一表述。

经上可知，信息素养自提出至今，其概念与所指早已超出打字等基本技能范畴。有学者指出：“信息素养并不是关乎掌握设备的操作技能，而是涉及21世纪受过教育的人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5]2所以，信息素养应该是一个本质更为深刻、涵义更为丰富、所指更加多元、架构更加多维的概念。国际组织和一些国家教育管理部门或教育研究机构，从各自认识与需求出发，都在研发信息素养框架，提出数字化背景下公民应具有信息素养。

欧盟相继开发《欧盟公民数字素养框架》(Digital Competence Framework for Citizens)和《欧盟教育者数字素养框架》(European Framework for the Digital Competence of Educators)。前者提出，欧盟公民应该具有五个“素养域”，分别是信息域、交流域、内容创建域、安全意识域和问题解决域。[8]后者则更具体地将教育者数字素养划分为专业化参与、数字资源、教学与学习、评价、赋权学习者和帮助学习者发展数字胜任力六个领域。[9]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英文简称UIS)在参考欧盟数字素养框架的基础上，历经一年多时间研究制订适用于全球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数字素养全球框架》(The Digital Literacy Global Framework，英文简称DLGF)，将数字素养划分为设备与软件操作、信息与数据、沟通与协作、数字内容创建、数字安全、问题解决和职业相关能力七个领域。[10]1

中国也相继提出和制订信息素养框架或标准，教育部于2014年印发《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试行)》。该标准提出：“根据教师教育教学工作与专业发展主线，将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区分为技术素养、计划与准备、组织与管理、评估与诊断、学习与发展五个维度。”[11]国内有不少学者探讨信息素养问题，就信息素养要素与框架提出意见。有人认为，信息技术素养包括信息技术意识、信息技术知识、信息技术能力和信息技术道德。[12]还有人认为，信息素养包括但不限于信息意识、信息敏锐性、信息加工、信息分享和信息安全。[7]2

应该说，上述认识与意见，对于掌握信息素养的本质、内涵与所指，对于构建信息素养的框架或标准，是有相当益处的。

二、有国际影响力的信息素养框架的主要维度及其划分特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盟、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研发并公布过信息素养框架或标准，一些国家教育管理部门和教育研究机构也研发并公布过信息素养框架或标准。这些框架或标准都关涉多个维度，而且其维度分布都各有特色。

(一)有国际影响力的信息素养框架的主要维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盟、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与一些国际权威机构都发布过信息素养框架。其中有八个比较有影响力，受到研究者关注，如《21世纪技能评估与教学》(Assessment and Teaching of 21st Century Skills，英文简称ATC21S)、《21世纪学习框架》(Framework for 21st Century Learning)、《国家教育技术标准》(National Educational Technology Standards，英文简称NETS)、《技术与工程素养框架》(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Framework)以及《21世纪技能》(21st Century Skills)等等。[13]这些框架都将信息素养当作素养体系的核心组分即核心素养，其所列信息素养都关涉多个维度，而且每个维度上都有多项内容。

上述八个有影响力的信息素养框架，共关涉六个维度。它们是审辨性、认知性、社会性、操作性、情感性与项目性。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审辨性维度。

第一是审辨性维度。属于这一维度的，有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在公民社会责任感的培育中或在面对风险时人们所持的思想、态度和价值观。在互联网社会，每个人都毫无意外地卷入形形色色的信息生产中，互联网环境大大促进信息的传播与利用，同时也带来一些新问题，如信息不当使用、网络安全被威胁、知识产权被侵犯等。媒介社会的“新大陆”充斥着各种新鲜的危机与挑战，如网络社交欺骗、网络游戏成瘾、网络色情暴力等“疑难杂症”；还有层出不穷的“新奇病症”，如网络造谣、网络诈骗、网络欺凌、网络举报、网络侵权和网络犯罪等等。[14]这就需要身处其中的人们学会分析与判断，要“具有问题意识，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思维缜密，能多角度、辩证地分析问题，做出选择和决定”[15]。《21世纪技能评估与教学》把审辩性维度放在首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以信息社会、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为特征的21世纪社会所需生活技能和一般从业技能包括审辨性维度；美国21世纪学术联盟(Academic Consortium 21)提出的《21世纪技能框架》也涵盖审辨性，并把审辨作为一种学习和创新技能。

第二是认知性维度。有多种高阶能力处在这一维度上，主要是问题解决能力、复杂环境应对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分析与比较能力等。在数字化环境中，这些能力主要作用于：理解科学概念和探究过程；综合处理各种数字资源，以建构知识和进行创造性的开发；积累与重构和个人目标紧密联系的有意义的学习经历；选择利用技术以实现最终目标的策略；为优化结果而进行过程总结与反思。

第三是社会性维度。这一维度上有两方面内容。一是数字技术素养。能够使用数字技术进行互动、沟通与协作，即通过网络工具共享资源、参与网络社区互动、使用技术和媒体开展团队工作、通过协同合作创造知识与信息资源。二是数字化时代的公民素养(digital citizenship)。能够以负责任的态度使用技术，能够使用公共与私人数字服务参与社会事务并且成为参与式公民，能了解并重视数字交流、数字礼仪、数字权利和责任等在数字世界中的重要性。

第四是操作性维度。属于这一维度的，主要有从工具化或技术化角度解决问题的能力。具体包括：熟练掌握基本编程原理；会数据及软硬件操作，即具有识别、定位、检索、存储、组织和分析数字信息的能力，具有判断信息相关性的能力；能够对计算机程序和设备进行配置与调整，还能够利用数字化手段甄别并解决可能存在的问题。

第五是情感性维度。这一维度上的素养，包括情感调控、行为管理、健康关系建构。它涵盖：认识、管理情绪与动机的能力；激发、调控自己与他人言行互动的能力。更具体地说，信息社会中的人，要能做到：发展交流与合作中个体人际交往能力；学会管理自己的数字身份；具有在互联网带来的风险中保护自己身心的意识；培养作为人类欲望的探求真相的好奇心。

第六是项目性维度。属于这一维度的素养，主要是在复杂和动态变化的环境中的生存认知和意识。它涵盖以下内容：未来预测能力，基于技术创新的问题解决能力；未来思维、计算思维、算法思维和识别与管理的能力；推理、检验观点和理论的能力，对流程进行建模的能力；意识到时间、资源和系统限制时调整思维、态度或行为以更好地适应当下或未来环境的能力。统而言之，就是运用基础知识建构场景的能力。

以上六个维度所列内容，反映当下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与发达国家对信息素养的共同认识与追求。这些内容将认知性素养与非认知性素养相互结合，充分体现互联网时代与数字化社会的新要求。

(二)有国际影响力的信息素养框架的维度划分特点

在智能化发展时代潮流下，伴随着对“互联网＋教育”的重视，中国教育管理部门与教育研究机构也在关注信息素养。教育管理部门发布的政策文件和教育研究机构发表的研究报告，都将信息素养列为重要素养甚至核心素养。现将有代表性的政策文件和研究报告中与信息素养相关的内容抄录如下(见表1)。

对比分析前节八个素养框架所列素养与这节四个文件或报告所列素养，可以发现，较之后者，有国际影响力的信息素养的维度分布呈现如下几个突出特点。

第一，具有更强系统性和操作性。综观中国现有文件与研究报告，关于信息素养的呈现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是对维度及内容的表征以要点式 (如《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或描述性文字(如《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的形式出现，尚缺乏关于维度及具体内容的细致阐述，这会给大众及相关从业者更广泛的思考和发展空间，同时也会因缺乏明确的指导而阻滞其方向引领作用及实际价值的发挥。其二是对在具体领域中运用的关注，以应用能力统领信息素养(如《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试行)》)，可能会存在忽视情感、价值观等非认知性维度的情况。有国际影响力的信息素养框架都以多维度形式呈现，虽然各维度内容及标准或有差异，但是，均对每一维度做了细致明确的描述，因此，其系统性及可操作性更强，可以为后续发展提供充分的依据。

第二，兼顾认知性与非认知性维度，重视审辨性。有研究者指出，素养是一种以创造与责任为核心的高级心智能力。[16]因此，它不是简单的知识与技能，而是在特定情境中通过综合利用和调动知识、技能、情感、态度等应对复杂需要的能力。大多数亚太经合组织国家均重视灵活性、创业和个人责任心，不仅期待个体具有适应性，而且期待个体具有创新性、创造性、自我导向并自我激励。[17]由此，其信息素养划分维度中不仅具有隶属于认知性范畴的认知性与操作性维度，更多则是审辨性、社会性、情感性与项目性此类非认知性范畴的维度。这些维度并不是机械分割的，而是呈现出层次性、交叉性的特征，彼此之间有机联系、互动整合，综合作用于复杂情境，能够适应不同情境的需要。

第三，重视信息安全与网络伦理，明确提出培养数字公民。互联网时代，每一个人都是信息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人们在分享网络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在网络威胁面前，这提醒人们以数字身份参与现实物理空间或虚拟网络空间的活动时要注意维护自身网络安全，遵循信息伦理道德。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延伸，信息伦理道德也随之不断调整和演进，在大数据技术出现后，数据隐私、数据权利等数据伦理已发展为数字伦理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如今，数字伦理道德的范围又随着人工智能伦理而不断得到拓展和延伸[18]，由此提醒我们在网络社会，要培养合格的数字公民，需要人们具有能够合法地、道德地、负责任地使用网络信息技术的素养。

第四，强调拓展未来的高阶性与时代性维度。信息素养的内涵已经历多次变化，从“对技术本身的强调、对使用技能的强调，最终到将其视为一种综合素养或跨学科素养”[19]。分析上述维度可以发现，信息素养的内容又进一步发生极具时代性的扩展与衍生。未来是一个更加充满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社会，人类需要具备在未知中通过技术创新寻找答案的能力，由此认知性维度与项目性维度中突显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创新思维显得尤其重要。此外，未来思维、计算思维和算法思维是在信息社会开展工作的重要基础，已发展成为新人类的通用素养要求。

三、发达国家信息素养培养的基本实践路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盟委员会等国际组织已经发布庞大而丰富的信息素养或数字素养框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8年发布《全球数字素养框架》(Digital Literacy Global Framework，英文简称DLGF)[10]2，为不同国家信息素养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方法论基础。欧盟委员会制订并且陆续修订与发布数字素养框架《数字能力框架1.0》[20](Digital Competence 1.0)、《欧洲公民数字能力框架》(European Digital Competence Framework for Citizens)或《数字能力框架2.0》[21](Digital Competence 2.0)与升级版本《数字能力框架 2.1》[22](Digital Competence 2.1)。英国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Joint Information Systems Committee)2016年提出《数字能力框架》(Digital Capability Framework)[23]。对信息素养的认识愈加深刻，对培养行动的诉求就愈加迫切。发布框架之后，发达国家特别是北美与欧盟国家，纷纷开始信息素养培养实践。统观这些国家相关法规、计划与指向等，可以看出其信息素养培养的基本实践路径。

第一，以政策统领与驱动公民信息素养培养。美国政府在2009年颁布《美国复兴和再投资法案》(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将“数据驱动(教育)决策”[24]列为美国复兴的四大支柱之一。在将数字素养作为公民核心素养予以强调后，欧盟在2011年开始实施数字素养项目。德国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议(Kultusministerkonfer-enz)2016年发布《数字世界中的教育》[25](Bildung in der digitalin Welt)，专门推出一系列措施保障数字素养在实践中的落实。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发布数字教育攻坚计划，该计划强调德国必须为学生面对数字通信风险、利用数字媒体进行个性化的学习而创造条件。[26]澳大利亚多个政府部门组织网络安全教育项目，如，澳大利亚通讯与媒体总局(Australian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Authority)实施“网络机智项目”(Cybersmart Programme)，政府部门与教育机构、社区及民间组织联合实施“机智在线周”(Stay Smart Online Week)项目和“10M澳大利亚元预算”(AUD 10M Budget)等等。[27]

第二，以数字化新基建支持信息素养培养。2010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实行“国家宽带计划”(National Broadband Plan)，将国家数字素养工程纳入“国家宽带计划”之中。[28]在欧盟《数字教育行动计划(2021—2027年)》中，将“促进高性能数字教育生态系统的发展”[29]作为战略重点，要求支持学校的千兆连接，并鼓励会员国在互联网访问、数字设备购买、电子学习应用程序配置等方面充分利用欧盟的支持。爱尔兰加强对所有中小学的信息与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投资，用于支持学校数字化技术设施设备的完善，营造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教育教学环境。[30]

第三，以提升教师信息素养推进公民信息素养培养。数字时代，具备信息素养的教师，在打造数字教育与培养公民信息素养的所有活动中都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面对大数据时代的挑战，培养高素质、创新型数字化教师成为信息素养教育与培养的关键因素。德国既关注教师职前信息素养培养，也重视职中信息素养培训。从其相关计划看，德国特别重视在对教师的数字教育中发挥高等院校的作用，对高等院校提出多项要求。例如，承担起未来数字化教师的培养任务，并且确定培养方案；为教师在职培训研发云端资源共享平台等，帮助提升教师的数字素养，进而为提升智能素养作好准备。[31]奥地利规定所有新入职教师都需接受标准化的数字技能培训。[32]爱尔兰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贯穿于教师一体化专业发展过程中，在职前教师教育中，信息与通信技术被列为优先学习领域；在入职教育中，为教师提升数字素养提供系统化校本课程支持；在继续教育阶段，为教师提供优质的数字素养培训。[33]美国已实施教育大数据战略多年，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教师数据素养发展体系。美国更加主张实践取向，在数据驱动教学的实践过程中提升教师的信息素养，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哈佛大学发起的“数据智慧改进教学过程”(The Data Wise Improvement Process，英语简称DWIP)项目。除此之外，有影响力的还有美国白宫发起的“创客运动”(Maker Movement)、密西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发起的“深度游戏研究”(Deep-Play Research)等。[34]

第四，将课程改革作为公民信息素养培养的主渠道。加拿大以培养信息时代合格的数字公民为目标，结合各阶段学生的特点，开发出具有指导性的课程体系，并提供相关的课程资源，形成融合、跨课程能力、整合和分散等四种信息素养课程模式。[35]英国进行数字素养教育，“将数字素养培训嵌入学科课程，由学科馆员、信息技术人员及教师合作创建交互式在线课程指南与小测试”[36]。爱沙尼亚开发“自动化技术与德语在线课程”(Automation Technology and German as Online Course)，通过在线学习平台，将数字素养培养融入日常教学中。捷克的“商务经济语言学习”(Business Eco-Nomics Language Learning)项目，以数字化的方式进行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数字素养。[37]由上可见，发达国家并非直接设立数字素养课程体系，而是将其融入各门课程教学的过程之中。即通过学校课程体系、课堂教学进行，这已经是欧美发达国家数字公民教育的通行做法。

第五，以项目评估促进教师信息素养发展与公民信息素养培养。为保障教师信息素养发展与公民信息素养培养实效，美国制定出相应的项目评估方案。通过整体项目评估方案，管理者可以准确把握教师信息素养的发展现状及问题，从而给予有针对性的干预和支持；教师也可以反省自己的发展定位，反思信息素养的提升过程。欧盟在“伊拉斯谟+”(Erasmus+)计划支持下，开发教育者数字素养的“技术增强的教学自评工具”(Technology Enhanced Teaching Self-Assessment Tool)。西班牙基于本国《教师通用数字素养框架》，开发出“教师数字素养档案包”[38]，以进行数字素养水平认证。挪威信息与计算机技术教育中心为广大教师制作在线指南，研发出一系列在线工具和服务，并且为教师提供与专业发展模块关联的自我评估。[39]

学生信息素养评估，可以帮助教师有效开展数字素养培养，尤其是帮助教师发现学生发展的薄弱领域以及时改进教学。爱尔兰制订并颁布《小学数字学习框架》和《中高等学校数字学习框架》，分别对学生、教师和领导者的数字素养进行标准化描述。德国用细化的数字素养框架为学校培养学生数字素养提供指南。围绕素养框架中的行动指标，教师可以设计相应的教学活动，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信息素养。细化的行动指标又是评价信息素养的标准；通过分析学生在完成任务时的行为表现，判断是否与素养要求一致。

此外，在公民信息素养培养上，发达国家大多提倡多方协作，积极引导专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参与，鼓励和要求家庭、社区、企业等参与。一些国家，允许那些活动与资源已覆盖全球的机构参与，使这些国家的信息素养培养更具有开放性。

四、关于加快中国公民信息素养培养的几点思考

前文提到，中国教育部已经印发《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试行)》。因为资源配置、教学要求与科研必需等方面原因，高校教师大多具备较强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但是，这不等于他们完全具备智能时代的教师信息素养。可以想象，进一步提高信息技术能力，会很快纳入高校教师整体素质提升议程。提升公民信息素养，从提升教师信息素养入手，在这一点上，中国与世界同步。

如何有效培养公民信息素养，发达国家有很多经验值得学习。但是，中国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经验，应该探索符合中国社会实际与社会发展需要的做法。为此，我们有几点思考。

首先，在国家层面完善信息素养框架，有利于分类分层指导与规范信息素养培养。前文提到有国际影响力的信息素养框架的六大维度及其内容，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合格数字公民培养的重要指南，可为加强中国信息素养培养提供重要启示。在信息搜索、互联网工具运用、信息安全保护等方面，中国公民已经具有良好素养；然而，在数字礼仪、未来思维、计算思维等方面的素养培养上，中国教育界与科技界的研究和实践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导致不足的根本原因，内是认识不足，外是指导不够。要全面推进中国公民信息素养培养，需要有国家层面的信息素养框架。因此，有必要加强对信息素养框架及其维度的综合研判，全面考虑哪些内容需要完善与升级，哪些内容要增加，以形成真正有规范价值与指导意义的框架文件。但是，要实现公民信息素养的有效培养，仅有信息素养框架文件还远远不够，在框架各维度上，还要有更具体、更细致的描述。不仅如此，因为教育资源配置差异，在每种素养的培养路径与方式上，还要有可选的、更具操作性的指导建议。

其次，将信息素养框架与综合素质框架有机整合，有利于培养完整的人。从国际趋势看，信息素养的培养并不单单指向信息技术能力的提升，还包括相应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也就是说，在当下价值多元的社会环境与纷繁复杂的网络环境中，个体要拥有抵御环境风险的能力，要关注自身在网络环境下的情绪调节与控制，负责任与有限度地在网络中生存，还要注重培养自身跨越代际、圈层文化的共同伦理道德与价值观。所以，信息素养框架应该是一个多维立体的模型，它指向作为情感、能力、态度齐头并进的完整的人在网络环境下的生存与成长。与之相应，信息素养维度的划分要兼顾认知性与非认知性维度，既要考虑面对复杂媒介环境的信息技术意识与能力的培养，也要注重在不确定性、充满风险环境中生存的情感与价值观的培育。

最后，信息素养框架面向未来，有利于培养引领社会发展的人才。信息素养是21世纪公民核心素养与关键能力的重要组件，其框架构建是否面向未来，不仅关系到是否能够培养出符合当下信息社会需要的人才，而且关系到是否能够培养出30年后甚至50年后引领与推动社会发展的人才。强调信息素养，不能只是着眼于与着力于培养能够“适应”信息化社会、运用数字化工具“参与”信息化社会的人，而在一些相关文件中，也的确不乏使学生具备“主动适应‘互联网＋’等社会信息化发展趋势的能力”[40]的表述。然而，正如布朗(Mark Brown)所说[5]3：

如果数字素养是21世纪受过教育的人最核心的能力，那么我们的思维就不能局限于培养人们适应我们在过去一百年所建立起来的不平等、不公平的社会这个目标上。

当下，数字素养的培养，应当为未来数字化社会准备合格公民，使未来公民能更好地适应技术设备迭代、媒介形态变化、社会生活变迁所引发的更加复杂的社会环境。所以，面向未来的信息素养框架，不能只具有跟跑性，也不能只具有并跑性，而要具有领跑性。具有领跑性，才能帮助未来公民引领与推动社会发展。加入反思性、批判性和创新性维度，是信息素养框架具有领跑性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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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段胜峰，教育学博士，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张雅雯，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