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参民”按下暂停键，教师的焦虑与迷茫何解

导读：今年7月8日，教育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规范公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的通知》（以下简称“公参民”治理政策），正式拉开了“公参民”学校转制的序幕。依据该政策，经过两年左右的过渡期，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参民”学校将退出历史舞台。而在这波改制潮中，由学校性质转变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动必然会传导至教师群体身上，引发个体命运的震荡。

一、“公参民”学校改制潮中，教师安置问题首当其冲

20世纪90年代以后，义务教育阶段“公参民”办学模式一度成为热潮。不可否认这种模式在特定历史阶段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但近年来“公参民”学校的负面影响不断显现——加剧教育焦虑，扰乱教育秩序，影响教育生态。

8月25日，教育部发展规划司负责人就“公参民”治理政策答记者问时表示，该政策的出台旨在以理顺体制机制为切入点，推动公办学校回归公办，社会力量举办民办，以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此项治理政策，明确了三类“公参民”学校的范围，即公办学校单独举办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公办学校与其他公有主体合作举办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公办学校与其他社会组织、个人合作举办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其中，前两类学校应转为公办学校；第三类学校办学条件符合“六独立”要求或限期可整改到位的，可继续办民办学校，或经协商一致且条件成熟的也可转为公办学校。

政策要求各地因地制宜、审慎推进，一省一方案，力争两年左右实现平稳过渡。据了解，此前各地已有一批“公参民”学校摘牌、更名，实现与公办学校脱钩，迈入“纯民办”办学轨道。10月29日，广州市白云区教育局发布通知，批复培英实验学校、广园小学实验学校、广大附属实验小学、华师附中新世界学校等12所学校变更办学名称。

由此不难发现，目前“公参民”学校治理工作已在各地陆续铺开。9月22日，重庆发布《重庆市人民政府2020年以来履行教育职责情况自查自评报告》，提到重庆已实现48所学校“公”“民”全面脱钩，其中39所“公参民”学校平稳转公，全市中小学“公”“民”办学边界彻底厘清；《陕西省人民政府2020年履行教育职责情况自查自评报告》指出，力争到2022年底基本消除“公参民”办学模式，2023年底彻底整改到位；《河南省人民政府2020年履行教育职责情况自查自评报告》也强调，在下一步工作举措中将加快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制定《河南省规范民办义务教育专项工作实施方案》《河南省“公参民”义务教育学校专项治理工作方案》，加强对工作过程中风险的研判识别和预警处置，依法保障相关主体合法权益。

在推进“公参民”学校治理的具体过程中，所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需要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统筹考量、审慎处理。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公参民”学校的教师安置问题。

二、编制是绕不开的话题，“上岸”却越来越难

“公参民”学校的师资来源较为多元。一些公办学校举办或参与举办民办学校之初，会派一部分本校师资过去，其余师资中或有当地教育局公开招聘的，或有民办学校自主招聘的。这就导致了一个现实——在许多“公参民”学校中，存在部分教师有编制、部分教师没编制的情况。如今，“公参民”学校或转成公办学校，或在整改后维持民办。如果学校转成公办，如何安排在职不在编教师则是一大难题。

“有种突然一下子没了未来的感觉。这两年过渡期我先试着考编，实在考不上就转行。”隋鑫是重庆市南岸区一所“公参民”学校的年轻教师，学校早前已完成转制，在两年过渡期内保障教师现有待遇不变。但两年过渡期后怎么办，天性乐观的隋鑫也很茫然。“尤其是35岁以上的中年老师，上有老，下有小，不知道前面的路在哪里。他们为学校付出了许多，眼看着学校各方面慢慢发展起来，如今却要和应届毕业生、社会人士一起竞争自己现在的工作岗位。”

广州教师兆弦所在的学校是一所市区内的“公参民”学校，同时也是当地某教育集团的成员校，集团核心校是当地一所公办名校。因此兆弦所在的学校中，在编教师与不在编教师的比例大概是3：2。在“公参民”治理的背景下，学校教师流动增加，许多不在编教师通过公开招聘去往集团内的其他公办学校。“这些学校距离市区有七八十公里，虽然很遥远，但起码有编制。”

然而，对于在职不在编教师而言，考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中有诸多限制，比如年龄。白笃明是天津市一所“公参民”学校的教师，至今已有二十余年的教龄。他所在的学校是由一所公办名校开办的民办初中，此前学校里有编制的教师占多数，为了配合“公参民”治理，保证在编教师撤出后学校的正常教学活动，近一年多学校招聘了大量年轻教师。“年轻人都铆足了劲想考编‘跳’走，可我四十多岁的年纪，已经不能参加教师编制考试了。”白笃明此前的工资及福利待遇与同级别公办学校教师相同，他担心转制后，待遇水平会降低，甚至面临失业。“我们这批老师都觉得挺难过的，一辈子奉献给教育事业，没想到人到中年会遭遇这种变故，内心倍受煎熬。但我们也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因为不能对不住孩子。但当我们谈起未来，大家的焦虑都非常严重。”

鹿鸣是河南浚县某“公参民”学校的教师，一位35岁的二胎妈妈。在职9年，她几乎每年都获评优秀班主任或优秀教师，在她看来学校各方面待遇较为优厚，领导也对她器重有加，现在的她已是语文学科备课组组长。这份工作，鹿鸣本打算一直干到退休，但今年出台的“公参民”治理政策，让她有点措手不及。“有点门路的老师都打算离开了。许多年轻老师开始准备公务员考试或教师编制考试，但以我的年龄已经没法再参加这些考试了。现在我总是很焦虑，35岁本应是正能干的时候，我却每天都在想自己离开学校后还能干什么。我有教师资格证，教学能力也并不比公办学校教师差，甚至更为努力，教学成绩也更好，但现在却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我们学校200多名教师，近一半都在35岁以上，希望政府能够看到我们这一群体，将考编的年龄限制再放宽一些。”

在由重庆市委组织部主办的民生服务平台“阳光重庆”网站上，一名网友于9月17日留言表示：“‘民转公’学校教师按教委要求参加公招考试，争取分得那每年少许的编制名额。但现在某些区教委人为设定40岁以上教师不能参加公招、必须拥有本科学历并设置各种条条框框，不给获取编制的机会，教师只能报考其他区，致使人心惶惶。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制定政策要充分调研，对家长、学生负责。建议不要以年龄、学历来设置门槛，不要为教师获取编制设置门槛。40岁以上的教师教育经验丰富，正该是他们在岗位上击楫中流的时候。”

除却年龄限制，对于专业和学历的要求、繁忙工作结束后所剩无多的备考时间等，都是在职教师考编路上的“拦路虎”。且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地，大批失业的培训机构教师也涌入了考编的浪潮，再加上每年报考的毕业生人数持续增加，考编竞争进一步加剧。

受访教师皆表达出希望政府能够妥善安置“民转公”教师的诉求。“治理工作不能简单地‘一刀切’，希望政府能够尽快出台相关文件，保障‘民转公’教师的合法权益，而不是让大家都人心惶惶。”隋鑫表示。“我们希望政府能考虑我们这批教师的成长历史和当下处境，更人性化地解决我们的编制问题。毕竟我们工作了二十几年，和在编教师站在一样的岗位上，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希望政府能够让我们更有尊严地教书育人，而不是被分成三六九等。”白笃明说。

三、教师的焦虑与迷茫正在向外扩散

依据政策，“公参民”学校中，若办学条件符合“六独立”要求或限期可整改到位的，可继续办民办学校。但这些学校中的在编教师应分阶段、分步骤有序引导退出，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过渡期，分类管理，稳妥推进。

李颀是浙江宁波一所“公参民”学校的在编教师，2001年通过当地教育局公开招聘分配到该校。该校是由当地一所公办高中与企业合资创办的民办初中，其师资构成中在编教师超过半数。据李颀了解，该校很有可能整改为“六独立”的民办学校，依据政策，他们这些在编教师应该逐步退回公办学校，但现实情况却较为复杂。“因为一些历史原因，如果学校董事会不同意，我们就无法调出，也就意味着我们会面临编制脱钩。我们向学校董事会提出过想回公办学校的诉求，但是他们不同意。对于我们这批在编教师，他们的态度是承诺会在退休时将我们的关系挂靠到公办学校，如此就不会影响退休后的待遇。可是这样的承诺在我们看来就如‘画饼充饥’，十几二十年后的事，太遥远了，谁能保证呢？”此外，工资待遇也是李颀较为担心的一点。目前，该校在编教师的工资是参照当地公办校发放的，但整改为“纯民办”学校后，工资待遇是否会降级也是个未知数。

其实，不论是转为公办学校，还是整改为“纯民办”学校，“公参民”学校教师群体中弥漫的焦虑与迷茫正在向外扩散，甚至影响到了正常的教育教学。

隋鑫和他的同事们前阵子参加了一次入编考试，老师们大多是边上课边备考。“为了考编，有些老师连学生都顾不上了。以前，我们都十分看重教育教学，但现在人心惶惶，每个人都在动心思、想出路。办公室里满满的负能量，三句话离不开失业。像我这学期在带初一，就有很多老师和我说‘你这么负责干吗，说不定这届学生还没毕业，我们自己就卷铺盖走了’。”

希雅的儿子正就读于天津市一所“公参民”学校，据她所知，孩子的科任教师中近半数是从公办学校派过来的在编教师。在今年暑假前，班主任、英语老师、政治老师就曾与班上学生透露，下学期有可能要回到公办学校，无法教他们了。“不过这学期开学，我们发现老师们并没有走，我和孩子都松了一口气。但我估计以后每到快放寒暑假的时候，孩子也会担心老师下学期会不会走。”

多位受访教师表示，在“公参民”治理政策出台但各地具体配套政策还未跟进之际，教师们的心是悬着的。而教师群体人心浮动、流动性增加，无疑会给教育教学带来负面影响，也不利于“公参民”治理的平稳推进。

四、以发展的眼光，寻找挑战中的机遇

个人的命运总是沉浮于时代洪流之中，而在时代的不确定中，如何建立自己的确定性，从而积极地面对未来是每个人需要深度思考的问题。

“‘公参民’治理对于很多教师来讲，好像是一场噩梦，是一次极大的冲击。大家都不愿意破坏原有的平衡，但我们需要意识到原有的平衡本身其实就是一种不平衡。”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副主任刘莉莉认为，“公参民”学校教师需要改变观念，正确地去认识政策。“公参民”治理政策的出台是基于当前的社会背景，基于民办教育发展到现阶段出现的一些乱象或异化的行为，这些乱象或异化的行为需要进行治理，而政策的出台于长远而言一定会更加有利于营造一种更为公平的环境和制度氛围。

我们能够看到，“公参民”治理政策带来的挑战正在“逼”着教师走出舒适圈。刘莉莉提醒教师，更为长远、深刻的挑战其实已经来临。“对于学校将转为公办学校的不在编教师而言，计划外的考编对于他们来讲可能是一种挑战，但他们应该意识到其实考编背后还会有更大的挑战。考编只是一种底线，而非上线，对于教师专业成长的挑战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同样，对于学校将整改为‘纯民办’学校的教师而言，更大的竞争也已来临。民办学校为社会提供的是一种选择性的教育服务，当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走上公平竞争的轨道后，其面临的一个更大挑战就是凭借什么吸引生源，让家长们愿意花更多的钱送孩子来上学。”

天津市某民办学校教师肖娅已经感受到了未来民办教育发展给教师群体带来的挑战。其所在学校成立之初也是“公参民”性质，不过早在几年前已转为符合“六独立”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今年一系列教育政策的出台，对于民办学校教师来说的确是一个挑战。我们需要进一步提质增效，但又不能通过传统的增加课时、增加难度的方法来提高教学成果。我只能鞭策自己不断学习，探索用更加科学的方法将课堂教学做得更好。”

机遇往往与挑战并存。不管是编制带来的挑战，还是专业成长的挑战，都在有力推动着教师走出舒适圈，而当他们勇敢走出去直面挑战时，也必然会遇见随之而来的机遇。在刘莉莉看来，未来随着“公参民”治理进一步深化，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教师将获得更大的平台，与公办学校教师同台竞技；也将与公办学校教师享有相同的培训机会，一起接受系统培训和教研指导，从而获得更多脱颖而出的机会。此外，“公参民”学校教师在挑战中会产生更为强烈的对于专业成长的自我诉求，这将成为他们主动发展的内驱力。

结语

“公参民”学校按下暂停键，教师的焦虑与迷茫需要被看见，他们的发展与未来也需要被保障。如前所述，“公参民”学校的转制涉及的主体多样，而各地、各校以及教师个体的现实情况又不尽相同。

对于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促进民办教育持续健康发展而言，“公参民”学校治理的意义毋庸置疑。但在具体的推进过程中，各类教师的焦虑与迷茫何解？各地如何统筹考量、审慎推进？相信随着各方协同推进，探索各地政策落实的智慧方案，治理必将走向其最终目标。

（应采访者要求，除刘莉莉外，其余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