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教育有问题，但不是“教育问题”

到了启蒙时代，很多人提出理性本身是最重要的，信仰不能垄断一切，如果一个信仰不能用理性来证明，信仰就不能成立。这就是伏尔泰提出的“理性法庭”。有了理性法庭以后，人们越来越追求知识本身，而不是追求信仰，大学分科越来越细，人文科学也越来越实证化。

理性法庭的确立是近代教育的核心，我们现在的教育确立理性法庭了吗？

理性主义是启蒙时代的旗帜，它提倡的是怀疑与批判，讲究的是实证与辩证，它以理性法庭取代了宗教法庭，以理性裁决取代了宗教审判，它主张知识就是权力，我们经常把它翻译成“知识就是力量”，其实是错的，培根讲的是“power”（权力）。什么意思呢？就是任何事情得由科学来证明，不能由领导的意志来证明。

以前有一种说法叫“权力就是知识”，谁的官大，谁就懂得多。培根把这句话倒过来，叫做“知识就是权力”，体现在教育上是学术自由、爱智求真、大学自治、学者治校等等。这些不仅在改革前我们的教育中不具备，现在说来，一些根本问题不仍有待于教育改革来实现吗？我们以往的教育不能说没有“工业文明”成分（大学教育重理轻文即很突出），但最多还是中世纪的成分，与其说是唯智教育，不如说是神学教育，它主张权力就是知识——你的学问大不大，最重要看你的官大不大。中国缺乏人文精神，首先不是因为太重视知识，而是太重视皇权，太重视当官的。

四、应试：最无奈又最“不坏”的选择

如果取消应试，代之以出身等测量手段，结果只会更遭。应试的确给人造成很大压力，根源何在？有人说主要在于教育资源不足，以前为了考上大学，真是不惜一切。后来高校扩招，大学越办越大、越办越多，高考录取率越来越高，教育投入也在增加，但是竞争仍然是很强烈。道理也很简单，人往高处走，好的大学人人都想上。

当然，中国还是缺一块资源——民间资源，美国好的大学基本上都是私立大学，中国是把教育当“阵地”，限制民间资源投入，这是中国教育发展的重要缺陷。不能说官办教育一定搞不好，德国、日本也是以公立大学为主，但是他们同样强调学术自由。

最后我讲一下重点学校的利弊。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在不民主的时代，重点学校就是“贵族学校”，你要想上，要么有身份，要么有钱。民主时代靠分数。“文革”期间中国取消了重点学校，不能凭分数录取，而是就近入学。最糟糕的局面是，有些学校既不是就近入学，也不是凭分录取，而是按照政治标准，有几所学校干部子弟特别多。这些现象在改革之后得到一定程度的扭转，但也造成了遗留至今的“学区房问题”，以及与学区房有关的腐败问题。

我觉得，通过考试制度形成一些所谓重点学校，其实是难免的。只不过，要改变它带来的弊病，需要在民主条件下合理配置教育资源。这在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上体现得尤其严重。北京曾有一段时间清理“低层从业者（Low-end population）”，其中一个办法是抬高他们子女上学的门槛，我觉得是倒退。但即便在10年以前，公立学校可以接纳农民工子女的时候，农民工子女上学还是很难。为什么？

当时大部分打工者都居住在五环、六环以外，公交很不发达的地方，他们的子女要走很长的路才能到公立学校，实际上还是得依靠收费很高、教学质量不能保证的民办学校，而这些学校又经常被政府取缔、拆毁。

▲ 于2018年8月拆迁的昌平区白庙实验学校，废墟中有前总理的话，“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村里的人说，因为学校被拆迁，很多孩子都回老家了。 © 新公民计划

我们经常说巴西的贫民窟很乱，乱到什么程度？乱到连警察都进不去。为了举办世界杯，巴西曾经派海军陆战队去夺回贫民窟的控制权。但是即便如此，政府的医院和学校都是照常营运的。即使政府驱赶非法居留的贫民，他们的孩子也可以上公立学校。包括印度在内的很多国家，采取的办法是强制教育资源流动，好教师要在不同地区轮换，保证教育资源平等。

那么中国如何能够公平分配教育资源？的确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