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教育有问题，但不是“教育问题”

与科学创新相比，文学创造更能自由发挥，数学需要严格证明，文学连神话都可以编。既然文学更不受所谓存量知识的影响，文学创造也不是能教得出来的。曾经有人问鲁迅先生能不能把成为文学家的经验写成一本书，教大家如何成为文学家。鲁迅先生说，关于《小说作法》之类的书已经很多了，但他不知道哪个小说家是看了这些书学会创作的。

自然科学的创造性比小说创造受到更大的约束，不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相信爱因斯坦肯定读过、考过经典物理学，但是绝对不会读过相对论创造学。读过、考过经典物理学的人，很少成为爱因斯坦，但是想从相对论创造学中学做爱因斯坦，更是缘木求鱼。所以，埋怨今天的学校只教存量知识而不教人如何创造知识，虽没有说错，但是并没有意义。因为，学校根本没有办法教人怎么创造知识。

当然，我前面已经讲过，如今所教的“存量知识”究竟是真知，还是“存量谬误”，这是真正的问题。我还要说，有很多存量知识不是教得太多了，而是教得太少，甚至根本没有教，比如关于公民权利的基本知识。民国年间，很多地方在小学就开设《公民课》，教孩子从小做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不是一切都听皇上的传统臣民。《公民课》强调现代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教育、基本伦理教育与民主法治教育。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底线伦理教育，不一定强调什么东西是最好的，但是应该教育大家什么东西是最起码要做到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保护私有财产就是提倡大家要懂得——这个东西是我的，那个东西是你的；你不能抢我的，我也不能抢你的。有些人很霸道，认为“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随意抢别人的东西，那不等于抢劫吗？市场经济不能容忍霸道的人，如果我想要你的东西，你想要我的东西，我们之间只能交换。为了治霸道的人，首先要讲每个人都有不能侵犯的公民权利。大公无私、自愿捐献当然很好，但前提是自愿，不能强迫别人大公无私。没有这个底线，这个社会就会把抢劫，尤其是有权的人抢劫无权的人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比如我有权就可以拆你的房子，把你赶走。在这些方面，的确有很多存量知识应该教。

回来讲创造力从哪来？

第一，社会要为创造提供尽量大的自由空间。知识创造、人的创造力首先不是教育体制问题，而是社会体制问题。创新是社会培养出来的，一个成功的创新机制其实就是一个成功的社会机制，这就是我讲的“教育有问题，但不是‘教育问题’”。

第二，社会要能对各种创造进行理性选择。有了自由之后，是不是就有正常的创造力？当然也不是。曾经有一个时代，中国非常鼓励创造，叫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但是社会需要能带来好结果的有效创新，不需要胡思乱想的伪创造。

有充分鼓励创新的自由环境，又有良好的创新鉴别机制，还怕国人缺少创造力吗？发达国家之所以可以发挥人的创造潜能，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社会机制，至于他们的教育到底有多少培养创造力的奥秘，我是很怀疑的。

应该指出，被指为“压抑创造性”的社会体制，从来不乏这种“伪创造”或“奉旨创造”的土壤。比如后宫三千佳丽，千方百计地想着取悦皇上、鹤立鸡群，怎么化妆之类的创新很多，但和社会大众基本没关系。“文革”把大家的思想搞得很僵化，也不在于那个时候传授的存量知识太多，或者说客观标准太强，只在于那个时代除了“奉旨创造”以外，消灭了一切创造自由。

▲ 文革中被毁坏的佛像。另有地区为了保护佛像，将其用泥糊住以“隐藏”起来。

三、反对唯智教育，更反对唯神学教育

现在提到教育改革，有人说教育不能只教书，还要育人，这话是不错的。甚至，有人认为要破除工业时代的知识工厂、理性主义的惟智教育。很多批评是有道理的，但是也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我们现在的教育已经过了工业文明、理性主义这一关，已经等着后工业、信息时代或知识经济这一类的教育。

我一直反对把教育按照经济的发展阶段划成前工业、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我们能够不经过工业时代就直接跨越到后工业时代吗？我很怀疑。根本的教育理念是文明长期积淀的结果，不是每几年就变一下。更重要的是，“工业文明时代”教育的精髓——理性主义，在我们的教育中体现了多少?

大家知道，欧洲中世纪的教育基本上是神学教育，当时有一种说法，叫做“科学成为神学的奴婢”，意思是科学的目的在于证明上帝的英明。神学和迷信有很大区别，尽管前提是相信上帝存在，但非常重视逻辑推理和论证，不是只要信，而是要论证，从古希腊、古罗马开始就有此传统。

神学由此派生出哲学、天文学、数学等等。就像牛顿，把力学写成厚厚一本书，最终还是要证明上帝创造的世界多么有规则，不是杂乱无章的，而且最终推动力来自上帝。所以，科学不能取代宗教，因为人的知识都是有限的，如果一直问下去，最终会进入一个未知的领域。所以信仰和知识并不排斥，但是信仰容易走火入魔，不准别人有其他的信仰，中世纪就出现过把人烧死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