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教育问题是全社会的共谋

四、老师为什么这么糟糕？因为制度

蒋保信：我认为中国教育的问题，还不仅仅是制度的问题，老师也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在这个有问题的制度下，老师仍有很大的可作为的空间，仍然能够既做好学问又带好学生，非不能也，实不为也。比如人文学科，其实并不需要多少科研经费，即便不申报国家课题，一个潜心学问的学者也能够做出好的学问来，比如高华。至于带不好学生，所谓的课题压力和学生人数众多其实是借口。不知您怎么看？

郑也夫：你这句话很正确，没有人敢反驳。老师没有一点责任吗？肯定有。但是，制度的问题更大。

蒋保信：如果学校里有很多好老师，肯定会弥补一些制度上的缺陷。

郑也夫：弥补不了多少。比如在高中，一个好的老师想按照自己的路子办学，学校恐怕得把他开了，家长也会不乐意，因大家都要伺候学生的高考。

蒋保信：但在大学里，老师能够发挥的空间很大。

郑也夫：在大学里面，一个好老师当然会有一点作用。但在保研这样的问题上，学校要看总分，学生为了保研还得伺候他不太喜欢的弱项。你当老师的，对他有一点感召力，这是没错的，但你也不能委屈他，让他最后保不成研了。我们当然不能忽视老师的作用，但制度的力量太大了。

蒋保信：我们都希望学生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理念”，但如果我们的老师自己做不到这一点，怎么能教出这样的学生？好多大学老师都人浮于事，也是很功利的。

郑也夫：老师的功利跟学生的功利，在更大程度上都是制度的函数。大家都只能在现有制度下去博弈，去讨生存，所以制度是决定性的。老师要是都很好，对学生当然有好处。但老师为什么这么糟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制度的原因。

五、中国糟糕的教育，是全社会的共谋

蒋保信：我有个朋友的女儿在上幼儿园，因为在课堂上话很多，结果被老师批评，回来后很伤心。朋友说从幼儿园开始，学校就开始规训孩子，但又没办法，如果家长有想法，又会和学校的教育有冲突，所以也没法改变。而有趣的是，我前两年曾看过关于马小平老师的报道，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中学语文老师，在课堂上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引导学生读很多课外书。但他的做法遭到了很多家长的抗议，因为这并不能帮助学生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您怎么看这两种现象？在教育改革上，家长和学校好像是互为障碍的，应该怎么办?

郑也夫：这两个案例说明，中国教育现在变得这么糟，是政府、学校和家长共谋的结果。

很多家长是对教育的认识是非常功利的，学生不是有句口头禅吗：“家长皆祸害”。家长确实是祸害，跟学校一块欺负学生。因为只有一个孩子，家长就专横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孩子身上，这个孩子不爱学习，或者说没有学习潜力，但他在社会可以做别的事情，比如做汽车修理工，做厨师，社会也需要这些角色，但家长都认为这不应该是自家孩子的选择，他应该上大学。不行就复读，哪怕上个三本也好，都是这样的。

我们刚才不是说教育是中国最大的意识形态嘛，都以为上了大学一切就都好了，家长是这个意识形态的缔造者之一。家长加入这个共谋，从幼儿园就开始了。老师说为了幼儿更好的发育，这时候不要让他学算术，也不要学认字，幼儿园的教师明白幼儿教育该怎么教，但家长不干，还跟幼儿园打架，你们为什么不教识字？我们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我不客气地说，像你们这样的SB，你们的孩子注定是要输在起跑线上的。因为小孩子从小就不能这么教育，在孩子那么小的时候，你就开始摧残他，搞填鸭式的教学，逼着他做超负荷的功课。即使你的孩子在幼儿园时期打败了别的孩子，小学上的是重点小学，然后又上了好一点的中学，但长大了肯定也是个废物，即便考上了北大也还是个废物。我在北大教书这么多年，见了很多的学生，他们学习上没有动力，不可能有远大的前途。

所以，中国糟糕的教育，是全社会的共谋。政府的政策有问题，学校的管理有问题，家长则是配合政府和学校逼迫学生，最后导致整个中华民族培养不出有创造力的人才。

六、中国教育病入膏肓，短期无解

蒋保信：有些家长其实不想参与这种共谋，但也无能为力。

郑也夫：问题严峻就在这儿。家长中有积极配合的，也还有被迫不得不上阵的。就说高考吧，“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它不仅把所有学生都席卷了进来，还把明白的家长和不明白的家长，以及明白的老师和不明白的老师，全都裹挟进来了，这就是制度的力量。不然你不是找死吗？跟自己过不去，准备上差一点的大学，或者不上大学？听说你这孩子到了高三还喜欢诗歌，你有病啊？是不是？

所以，制度的力量是巨大的。换了在美国，高三学生就可以喜欢诗歌，并不耽误什么。

蒋保信：还可以加分。

郑也夫：还不是一个孤立的可以加分的事。在美国你想要进哈佛，SAT考试的成绩也要很高，这是一个重要的参照，但人家不单单比这一项，你还要给学校写一个陈述，谈谈你曾参与过的校园生活和社会生活，加入什么NGO组织等等。我外甥为什么能进哈佛？因为他在学校课堂之外的活动，也很出彩，比如他是学校的乐队指挥，这个就是很厉害的一点。虽然没有一个正式的评比，但这肯定说明他有能力。在美国，人家挑一个人，要看很多的参量。但在我们这，只看分数，你多一分就能把一批人挤掉。哈佛大学虽然也看SAT考试成绩，但你比人家多两分，最后录取谁还很难说，因为还要看其他参量和指标。

蒋保信：我们在招生的时候，把多样性的参量和指标纳入进来，也是可以的啊。

郑也夫：可以不了。我们不能保证学校老师的公心，如果大家都知道当乐队指挥可以作为录取的一个参量，家长就要花钱给孩子买个乐队指挥当了，我给学校两万块钱，让我的孩子当一个月指挥行不行？在我们这儿，社会的良心大大的坏了，全社会都是腐败的，学校里行贿的现象多了去了。现在高考录取只看分数，只要保证现场不能作弊，还是比较公平的。但为了这个公平，我们牺牲了多方面的考量。再比如推荐信。外国的中学校长经常给学生写推荐信，这是很重要的参量。但在我们这儿，推荐信首先就得作废，因为我们的推荐信都是胡扯，把每个学生都说成是最好的学生。如果你以社会活动作为参量，那也可以作假，人家有钱有关系，就可以让自己的孩子在这个社团当领袖，在那个社团当领袖，最后把社团也弄得乌七八糟。我们社会的良心已经坏了，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更早胜出，赢在起跑线上，这是非常荒诞的。

一个人最后行不行，要到后来才知道。就像培养一个足球运动员，要到他二十二、三岁的时候，才能看出来他是不是有价值的球星。但我们在早期就杀鸡取卵，最后把一代人全毁了。

蒋保信：这么说起来，中国的教育好像是无解了，好悲观。

郑也夫：在短期内是极难改变的。谁要是能开个方子，在短期内就把教育病治好了，那肯定不是大病。复杂的病症不是马上能治好的，在短期内是无解的。

教育的问题牵扯到很多社会因素，刚才咱们说到行贿、腐败、拉关系等，这些东西无孔不入，极其严重。你录取的时候重视什么，人家就在什么地方下功夫。

七、高校早就不是净土

蒋保信：不管我们社会怎么糟糕，高校作为一片净土，老师应该带头形成一个好的风气。

郑也夫：高校什么时候是净土了？高校早就不是净土了。

蒋保信：但它至少应该成为一片净土。

郑也夫：我有一次给官僚们上课，批评官场腐败，有一个低级公务员就举手跟我争论，下课了还拽着我不走。他说你对官场腐败的谴责，打倒了一大片，实际上中低级的官员，特别是低级官员，根本没有什么腐败的权力和机会，除了跟着吃顿饭，什么都没有。

他还说当官的贪污了，还有被抓的风险，但你们当老师的腐败了却没有风险。你们这儿有大量的课题费，做研究需要这么多钱吗？我不查你这些钱怎么花的，就问问你一个课题需要这么多钱吗？比如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课题，能拿100万经费。这样的研究，不就是需要一批图书文献吗？还需要到马克思故居考察去？无论如何，也不需要100万，这额度就是荒诞的。如果你把高校当净土，你的期望太高了，他们都是腐败分子。

如果说应该，那官员都应该是清官，社会上应该的事还有很多。

蒋保信：听老师说，在大学里花钱也是不容易的。

郑也夫：花钱当然不容易，比如到年底突击花钱，很累的，光吃又吃不掉，瓜分的话还可能会出事。

蒋保信：只好巧立名目。

郑也夫：很多教师申请课题、伺候课题，都很累，最后还要造一些垃圾作品。但垃圾作品也是作品，要弄出一个30万字的垃圾作品，容易吗?好不容易弄出来，还要想着怎么把钱洗到自己的钱包里，这些都是很累的事情。有的老师干这样的事情，一干就是20年，这个人还有救吗？你跟他说大学是净土，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是对牛弹琴，胡扯。

八、我主张取消课题制

蒋保信：如果说教育改革要先从老师的自我革命开始，在目前的环境一下，老师们可以做一些哪方面的转变？

郑也夫：我还是主张取消课题制度，不应该有这些东西来吊老师们的胃口。一个老师被课题腐蚀了，耗费了大量精力，还谈什么教育？我没有申请过一分课题费。

蒋保信：遗憾的是像您这样的老师太少了。如果我们有更多像你这样的老师，不跟这个有弊病的体制玩，那我们的教育会不会是另外一种状态？

郑也夫：你只是说如果，如果这样，那当然好。但你何以让这样的老师多起来？你有没有办法？这是比较费劲的，或者说你只有顺其自然，但这就不叫有办法了。我想到的办法，就是取消这些课题费制度，让老师们不受它的诱惑，只受研究兴趣的牵引。我们有些老师本来是有研究兴趣的，但后来让钱给扭转上了别的道。

蒋保信：被腐蚀了。

郑也夫：我们要先把坏的制度去掉，好的怎么生长，那是以后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