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教育领域有很多东西，是一万年不变的

　　教育要讲春风化雨，一代一代传承，我们身上有很多老师的影响。我非常感谢国立九中的邓校长，他虽然不认识我，我们也没有任何直接接触，但他直接影响了我们一代人。我们那个学校办了不到8年，后来出了6个院士。

　　王克己：他是怎么影响你们的?

　　章开沅：这个很难讲，邓校长是个不爱讲话的人，但很有人格魅力。那时候国民党的统治比较松懈，我们学校的学风很好，有一点北大的味道。邓校长是留学生，跟陈独秀是好朋友，两家是世交，但比陈独秀年轻一点。他年轻时和陈独秀的两个儿子到法国勤工俭学，后来分道扬镳，那两个当共产党去了，他继续求学，从法国到德国，学哲学的。

　　王克己：民国的中学里，有些校长和老师水平都很高。

　　章开沅：是很高。我们九中的正校长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安徽人，在九中当校长是挂个名，学校靠他在重庆活动、搞经费，具体管事的是邓副校长。邓为什么影响那么大呢?我为什么一直提倡学术自由呢?因为我在中学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我们学校经常举办讲座，那时候条件差，没有大礼堂，都是露天的，两千人聚在大操场听讲座。凡是到重庆的，邓校长认识的、和他有关系的名流，或者和安徽有点关系的，从学者作家一直到抗日将领冯玉祥，他都拉过来讲演。有人来讲公民教育，如何做人，也还有一些左联作家演讲进步主张。这样的校长怎么不影响我一辈子?

　　六、普通老师应该怎么做

　　王克己：前几天，我跟我的一位大学老师说要到武汉来采访您，我问他有没有什么想问的问题。他请我代问一下：作为一个普通老师，应该怎样为教育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他怕我觉得这个问题太小，还特别说明，这个问题里面其实包含义和利。您有什么想对他说的吗?

　　章开沅：对，这里面确实包含着义和利。中国的传统儒学里，最精粹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仁。两个人以上，就要讲仁，包括你自己怎么做人，也包括你怎么处理人际关系，然后派生出义利之辨。利就是利益，义就是公义，这是维持社会的基本纲常。

　　王克己：一个不甘同流合污的普通老师，在现行教育体制下应该怎么做?

　　章开沅：我经常跟我们的青年教师讲，你们要考虑生存和发展，如果都像我这样就没饭吃了。我一本书可以压20年不出版，但你们的书不出版，会怎样呢?我不出版书，没有哪个撤我的职……现在这套评估系统定得太死了，要生存，多少还得顺应它。

　　在这个基础上，哪怕再普通的老师，也要有一个是非观念，不能稀里糊涂过日子，不能随波逐流，要有自己的独立判断。作为老师，要有两条底线，一是政治底线，二是道德底线。政治底线是法治问题，你不能犯法，要做一个好公民。我更强调的是道德底线，你在学校为人之师，人师是不好当的，涉及做人的问题。我们都是读书人，过去的士大夫，自己要讲廉耻。我很早就讲了，革命现在要革到自己头上了，我们怎么办教育?怎么样教学生?一茬又一茬的学生会受我们的影响，所以我们要做好自己。

　　但高校老师现在不太好做人，我们每时每刻在教人作假。项目经费一下来，马上就大批量地作假了，因为经费不用掉就报废了，报废了不说，上面还说你没有用，所以要突击花钱。现在的985院校，连文科创新基地都有2000万以上的经费，这个钱花不掉，就想一些名目评奖，没有现钱，就搞各种报销。我特别理解周围青年教师的苦处，所以我说不要学我。对普通老师也不能苛求，因为这些弊端跟整个体制有关系，即所谓政策性腐败。将来这些报销的单据，不知道会怎么处理。我很希望它们能够保存下来，将来的人研究21世纪前20年的学校状况，专门研究一下学校的财务，是很有必要。

　　七、要成为合格公民，还要经受很多基本训练，包括社会精英

　　王克己：您在美国待了四年，先后在好几所大学工作过，想请您谈一谈美国的大学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

　　章开沅：我去的几个学校都是好学校，第一是普林斯顿大学，第二是耶鲁大学，第三就是加州大学。

　　王克己：这些学校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章开沅：会少。他们开会很少，一般也不开什么大会，老师很自在。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我有两个兼职，一个在第五研究院，就是泛太平洋研究院;另一个是历史系，我算是跨单位的。但我们顶多每个星期碰一次头，一次半个小时，大家交换一下意见就完了。

　　而我们的大学呢，做一个科研项目，手续繁多，一年到头都压在身上。光申报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然后还有中期检查，最后还要总结验收，都要开会。我在国外也拿过多次基金资助，但都没报过账，人家把钱给了你，你自己花就是了，不过一定要用来做研究。人家一般都是一次性买卖，做完之后再来一次评估，也不需要开什么会。而我们这儿动不动就开会，专家组来检查，还要接待，还要填很多表。

　　再一个，他们的大学也有教学评估，但评估方既不是政府，也不是学校，是第三方，有一个专门的行业。我就被检查过。他们事先跟我打个招呼，到时候就来了，学校不需要准备，老师、学生也不需要准备。他们来了，大概十分钟的样子，发表格让学生填写，学生写了什么也不允许我看，写完之后就收走了。然后，他们根据学生的评价，以及其他一些侧面了解，对我做出评估，最后发给我，也发给学校。这个评估是很重要的，学校下学期聘不聘你，很重要的参考就是它。结果还不错，说我的课很生动，有这样的评价就可以继续开课。

　　王克己：这两点对国内的大学很有参考价值。

　　章开沅：是的。除此之外，他们的老师法治观念比较强。每个人一间办公室，里面的电话可以打国际长途。你的办公室只有你自己有钥匙，别人进不来，所有电话都是你自己打的。而美国的银行和邮局的账目都很明细，每个月给你一张表，涉及公务的电话，你就不用做记号，但是打给朋友和家人的私人电话，就要把它都圈出来，最后在你的工资里把这部分电话费扣掉。

　　这在中国可行不通。而且后来我们干脆规定了，科研项目经费可报销家庭电话费。所以，中国的改革很不容易，中国人要成为合格公民，还要经受很多基本的教育训练，包括我们这些所谓社会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