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教育领域有很多东西，是一万年不变的

　　四、师生关系的变异

　　王克己：现在师生关系问题也很严重，在本科阶段，大学老师上完课就走了，给学生的感觉是又熟悉又陌生。到了研究生和博士阶段，理工科的学生都称导师为“老板”，现在文科学生也有这么称呼导师的，师生关系似乎变成了打工关系。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章开沅：客观原因有两条，一是扩招过度，学生太多;二是老师的负担很重，虽然教学负担不算很重，但是科研课题的指标很离谱，一定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多少篇。我认为这两点是大学校风退化的主要原因。

　　这也跟社会风气有密切关系。一般来讲，学校的风气应该比社会好，过去有一句话：“学生们毕业了，要到社会上去，要小心社会的大染缸把你染黑了。”但现在哪是这样的?学生一进校门，就开始被染黑，大学里变相贿赂、卖官鬻爵的现象也很多。就连那些重大的科研项目，谁敢把整套运作过程公布出来?我倒是希望参与者把申报的全部过程，都老老实实地公布出来，但这样的人马上就会变成人民公敌。这是既得利益者有恃无恐之处。

　　我同意钱理群讲的，现在大学里充斥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大学一股脑地想成为985工程的院校，连211工程都不满足了。可哪有那么多第一流?都是第一流，谁是第二流呢?我是个很没有志气的人，喜欢自称天生老二，总认为别人比我强，这个比我好，那个也比我贡献大，我是诚心诚意的，因为我首先看人家的优点。但现在有些人老是巴不得别人不行，自己就有机会上去。

　　我常说，学风应该成为世风的先导，指的就是高层教育机构的大学，必须保持较高的道德水准与批判精神，这样才不至于与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同流合污。人们常说，大学应该是社会的良心，现在有几所大学能够承受如此美誉呢?这是民族的悲哀，教育的羞耻。在反腐斗争进入攻坚阶段的2015年，我希望有更多的大学老师猛省，首先是自我革命，成为真诚的推动改革的先锋，这样高等教育才能扫除积弊，重获新生。

　　大学需要一些默默无闻、老老实实教书的人。浙大表扬了一个教学模范，奖了一百万，奖金由校友提供。那位老师是教微积分的，微积分是高级数学和基础数学相结合的一个连接点，所以讲课者要有较高水平。他把课讲得生动活泼、深入浅出，让学生感觉像听段子一样。学校给他选修课的学生定额是150个，但有1000多人选他的课，后来学校给了他两个大教室，通过录像，他在这个教室讲，另一个教室也可以听。像这样的教师，全国能有多少?

　　王克己：很多老师把课堂教学当副业，投入的精力很少。

　　章开沅：你讲的情况很普遍，所以现在我只跟媒体讲，不在私下跟别人讲，哪怕吃饭闲聊的时候我也不讲，因为讲一下周围就有人不高兴了。在过去，政治指挥棒很可怕，但现在是金钱至上，这个指挥棒更厉害，诱使很多人一心想着现实利益。

　　王克己：您刚才说到我们的科研环境越来越好，我觉得只是硬件环境变好了，软件环境还是很差。

　　章开沅：那当然，这点要分清楚。我们的大学在管理上，在制度建设方面，问题还是很多。现在整体上是学风不好，有些人急于求成，数据造假，甚至抄袭，总想达到短平快的效果。但做研究怎么能短平快呢?好的研究都是苦练成功的，一出手就想短平快，那是笑话。

　　王克己：哈佛大学的罗尔斯可以十年不发一篇文章，最后写出了一本《正义论》，影响巨大。中国好像不太允许这样的人出现。

　　章开沅：我们的制度定得太死。现在大学掌权者，很多是工科专业毕业的，习惯以工科思维从事管理，这比过去确实有很大进步，每个细节都给你管到实处了，但问题是，对教育来说，有些东西是不能那么管的。我们不讲别的，光讲教育评估，大多是弄虚作假。科研项目应该用科学态度、科学精神、科研方法来做，但我们在科研项目的申报程序上，表面上看非常严格，实际上是逢场作戏。虽然有所谓的中期检查，但最后结项都是通行无阻，名也有了，利也有了。

　　王克己：就是缺少好的成果。

　　章开沅：我现在最担心的是“新三届”的知青一代，这代人很能干，他们现在是引导潮流的。但问题在于，他们懂事的时候恰逢中国最乱的局面，他们经历过“文革”，在几乎是无政府的状态下，他们有的人学会了说谎，甚至办一些违法的事情。现在官场的核心是这批人，学校的核心也是这批人，同社会一样，风气很不好，只要上面有政策，他们在下面就能弄出对策，而且得心应手。加以上面的有些政策本身就是逼着下面作假，于是下面就公开作假。有些人成为教学评估作假专业户了，还被别的学校请去做顾问，拿很多钱，专门讲怎么应付上面的政策，这怎么得了?

　　五、教育领域有很多东西，是一万年不变的

　　王克己：从我上小学时，就一直听说要搞教育改革，现在大学都毕业了，还是每天都听着要搞教育改革。讲了这么多年，您怎么评价教育改革的实质进程?

　　章开沅：我是保守主义者，愿意接受经验教训。原来我响应教育改革，但后来改革太多了，我就怀疑了。19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也是改革，思想改造也是改革，从1958年教育革命开始，中国的教育一直在不断地改革，改到“文革”就更糟糕了，没有教育了。

　　不断改革，固然有非改不可之处，同时也源于过去的“不断革命论”。但教育和政治还不是一回事，教育领域当然也可以有革命，但一般来讲，这种革命，或者说根本性的改革，都是渐进的。从科举到现代学堂，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科举混不下去了，新式学堂很自然地就发展起来了。新式学堂原来完全照抄美国、欧洲、日本的模式，逐渐成长起来，到了五四以后，中国就出现了一些有自己特色的高等学府，南开、清华、浙大等都是不错的，最典型的就是后来的西南联大。对学生的培养也不完全是国外那一套，还有很多我们自己的东西，比如强调学生要有风骨、个性、独立人格等。

　　教育领域其实有很多东西，是一万年不变的。我们现在搞教育方法的数字化改革，数字化是个好东西，做课件也尽量利用新的科学技术，但要知道，仅仅做到数字化是不够的。我刚才讲到浙大教微积分的那位老师，他利用新媒体技术上课，其实课后还有很多事情辅佐的。首先一条，他的学生那么多，但没有冷待哪个学生，外面有人他来请教，他也用微信回复。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师生关系疏远。学校都在抓信息化，但它不能完全代替课堂教学，代替老师跟学生之间的亲密接触，要不然何必办学校呢?何不只留几个学校，把讲课内容都做成课件，全国统一发行，组织几所管理机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