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秦春华：教育不只是学校的事

　　今年春节，带女儿去香港看望朋友。朋友的小女儿小雅有一个玩具，女儿很喜欢，临走的时候，朋友就让小雅把它送给了女儿——她经常教育孩子要学会分享，所以我们没有拒绝她的好意。

　　第二天，两家人在一起逛街。朋友告诉我，昨晚我们走了以后，小雅对妈妈说，请转告阿姨，那个玩具的说明书要求，只能让三岁以上的孩子玩。不知道我们的女儿到三岁了没有。我告诉已经四岁的小雅，我们很感谢她的提醒。妹妹还有几个月就到三岁了，我们不会让她三岁之前玩的。小雅很认真的说，那我就放心了。

　　春节期间，香港的商场中央陈设了许多好玩的雕塑，都是孩子们喜欢的卡通人物。很多小朋友爬上去玩，还摆出各种姿势让家长拍照。女儿见到了也要爬上去玩。小雅对她说，你不能去玩。看到了吗？雕塑底下有一块牌子，上面写得很清楚：请勿攀爬。女儿很听话，就不再提要求了。看到我脸上惊奇的表情，朋友告诉我，那些在上面玩的孩子一定都是“大陆客”——也许她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称谓带给我的感受——香港的小朋友都很守规矩，无论多大年龄，只要看到“请勿攀爬”的标牌是一定不会上去玩的。

　　晚上回到酒店上网，看到一条“6名中国乘客闹事，荷兰航空机长拒飞”的新闻。报道说，2月13日中午，荷兰航空KL898航班头等舱内，有6名中国乘客晚到，整个航班就等他们登机。起飞前他们又坚决不系安全带，拒绝关闭手机，还和机长以及空姐大声喊叫，言辞中带有辱骂字眼。机长因此拒绝起飞。

　　乘坐飞机要系安全带，关闭手机和电子设备，这是起码的常识，也是起飞前空乘人员反复强调的规矩，并有《航空安全法》作为保障。乘坐头等舱的6名乘客不遵守这些规定，不仅仅是让中国人丢了脸，也让我们反思，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中国人是否已经具备了与之相匹配的文化素养？当中国日益朝着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地位努力前进的时候，我们是否已经做好了相应的教育、科技、文化和思想准备？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举世瞩目，但在许多境外人士看来，迅速富裕起来的中国人除了钱多之外，其他方面很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去年以来，每到一个地方，当地人的第一句话是感叹中国人真有钱，第二句话就是问我们：“北京的雾霾怎么样了？”他们对中国人的感觉很复杂。一方面，羡慕中国人有钱，欢迎中国人去消费；另一方面，并不大瞧得起中国人，甚至有鄙夷之意，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人不守规矩。

　　中国人是不太守规矩。对于很多人来说，规矩往往是一纸空文，可以视而不见。规矩的制定比较随意，遵守起来也就不怎么严格。许多规矩是针对大多数人的，对于少数人而言，就可以突破，可以特事特办。没有关系时是规矩，有关系时就不是规矩。很多人的心里，并没有做人的一根底线。不太清楚是非的界限在哪里。不知道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什么事无论如何不能做。中国人和西方人的一个很大的区别是：西方人遇到一件事时，首先问自己该不该做；中国人遇到一件事时，首先问有没有人看见。没人看见就敢做，有人看见就不敢做。我们缺乏基本的敬畏感。

　　这种心态固然和民族文化有关。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官僚统治，使“人治”的传统根深蒂固，“法治”的意识极为淡漠。“人治”的特点是不受规矩的限制，完全依赖长官意志，皇帝说的话就是“金口玉言”；“法治”的特点是一切都要依照规矩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超越法律——总统也要受法律约束。另一方面，这种心态也和当前的基础教育有关。由于大一统的高考招生录取模式的“指挥棒”效应，整个中学基础教育的核心就是围绕考试而进行的重复性训练。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凡是高考考的就训练，凡是高考不考的就统统不做，至多只是做做样子，应付上级领导的视察。由于道德、诚信等非智力因素在大规模标准化考试中根本无法考察，因此道德教育在整个基础教育领域里越来越被边缘化——只要学生的考试成绩高，就可以“一俊遮百丑”。

　　这种教育模式正在使学生丧失宝贵的明辨是非的能力。很多家长把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投入到提高学生的所谓“综合素质”上，千方百计让孩子上名校、学钢琴、学画画、学滑冰、学击剑，等等，却忘记了最基本的让孩子要学会做人，知道守时、不说谎、答应别人的事一定要做到、守规矩、不犯法等一些基本的道理。据说，李某之子李某某在艺术和体育方面颇有天赋。4岁学钢琴，8岁习书法，10岁加入中国少年冰球队，曾就读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美国Shattuck-St. Mary’s school（沙特克圣玛丽学院）冰球学校，多次在钢琴、书法、冰球比赛中摘金夺银。可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在素质教育方面光彩夺目的“优秀学生”却犯下了如此令人发指的罪行。这不能不让我们深思：失去了做人，其他的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当我们让孩子在具体技能上学得越多的时候，可能意味着对他们的危害也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