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一贯之道”与心身秩序建构

　　“用中”的现实可能性存在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人们在共同体的公共生活当中必然会形成、积累起共享的“公共经验”与“公共意识”。正是这些公共经验与公共意识的存在，决定了特定生活情境之下人们的身体感受、情感经验、心理状态以及价值理念的公共性，同时也决定了“恕”之现实运用的可能性及其有效性。就经验而言，“如心”的实际内涵是指作为主体的个体在某种特定的关系情境之中，基于生活的公共经验，与处于同一境况之下的交往对象达到一种相同的情感状态(“同情”)。这种“如心”的同情状态一旦在主体那里得以实现，他即因“体会”到交往对象的当下情感状态而发生共感。正是这一“共感”为“用中”的现实性提供了前提，因为基于“如心”的同情共感而由主体所发出的行为，即是其本在之中体的当下发越。仁即是中体本身，因此这一发越就既是中体本身之存在性的自觉表达，又是其本身所具的仁之德性的经验实现。“恕”即是“仁”的实践原理，是人们在生活的现实情境之中把作为德性的内在之“仁”呈现出来的最为切近而又普遍的有效方式。

　　需要指出的是，“恕”实质上仍然是一种主体的心灵状态，但在实际的经验情境之中，它却是转换出主体之现实的德性行为的心理与情感基础。正是由“恕”所实现的同情共感成为中体之“仁”之实际流出的现实动因。因此之故，基于“恕”的情感动因而发出的主体行为，即被儒家一般地确认为道德行为。孟子曾因此而区分了“由仁义行”与“行仁义”的本质差别，前者为特定关系情境中以“恕”为情感动因而实现的行为，是以中体之“仁”为主体性的自我实现的如实的自觉表达，故为道德行为；后者则以“仁义”为对象，甚或以之为达成某种功利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故为非道德行为。正由于“恕”是以主体自身之本在中体为基原，以公共经验为必要条件，在特定情境之中即时实现的、以主体性的相互交融为特征的一种情感状态，它即成为中体之“仁”本身实现其自觉表达的现实动因，也成为其现实表达的行为方式。孔子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孟子说：“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能近取譬”，即在特定关系情境之中基于公共经验而对己心的原情体察，藉以实现“恕”的心理与情感状态；“强恕而行”，则在同样的关系对象情境之中，基于己心之“恕”而实现对他者主体之心的推原，从而实现出主体性的相互交融，并以此为前提而发出纯然契合于中体之“仁”之本原状态的行为，是为“推己以及人”，也即是“恕”的实际行为。“推己及人”的总原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谓“己所不欲”，即是与中体之“仁”不相契合者。与中体不相契合者勿以施于人，即是实践意义上的“允执其中”，它既保证了“仁”之现实表达的可靠性，同时又避免了对他人之意志的强加。

　　“恕”是中体之“仁”实现其自我表达的方式，也即是“用中”的方式，同时也是把作为“主体”的个体自我与现实的公共生活世界相互联系为一体的实践方式。在现实性上，以“恕”的情感状态为动因而发出的“如心”的行为，作为“中以应实”的方式，是需要诉诸特定交往情境之中的公共经验的，而正是由于交往情境与公共经验的介入，才使作为中体之“仁”的现实表达，也即是“如心”之行在体现出个体性的同时，又必然具有其公共性。公共性使个体自身获得社会化。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恕”作为“为仁”的实践活动，它在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的实践过程，便是“仁”作为价值之原而获得其现实性上的价值实现过程。按照孔子的观念，由于“仁”原是“天德”，是德性之原，所以经由“恕”的展开而实现的价值，本质上即是“天德”的实现；而作为“天德”的展开形态，则是必不可能会背离作为“天序天秩”之“礼”的人道秩序规范的。也即是说，凡个体以“如心”的方式而真实表达其内在之“仁”的经验行为，乃是“本然地”合乎“礼”的自身秩序的。《中庸》谓“忠恕违道不远”，即谓“忠恕”原是对于道的最为切近的实践。正由于“恕”是个体在公共生活世界如实展开其内在中体之“仁”的实践过程，并且它在现实性上是必然契合于“礼”的秩序性规范的，因此，尽管“礼”作为一种公共生活秩序的制度性规范，其外在形式已然趋于解体，但随着“恕”的现实运用，终于又实现了它在群体公共生活当中的实际回归。孔子答颜渊问仁，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不管对“克”字做何种解释，孔子的意思是明确的：一旦实现了“礼”在现实生活中的回归，那么与此相伴随的，就不仅是“礼”作为公共生活秩序的回归，同时还必然是“仁”这一最高人道价值在现实生活世界的普遍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