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健：诺贝尔奖与中国的“工具化”教育

　　一

　　10月3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将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日本科学家大隅良典，以表彰他在细胞自噬机理研究中取得的成就。

　　发布会结束后，中国一家媒体的记者采访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委员会主席朱琳·吉拉斯。这位记者问朱琳·吉拉斯，大隅良典的“细胞自噬机理”有何应用前景？吉拉斯面对这个有点“外行”的问题解释说“尽管在未来有各种的可能性，但大隅良典的工作实际上是在更为基础的层面让人们理解细胞的工作方式，并不是专注于应用。”

　　急于“变现”的记者不会理解，也不会知道，他们自己的科学认知和人文素养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毕竟，在中国，那些坚持自己的理想，而最终一事无成的人，还经常遭到旁人的嘲笑。

　　早在启蒙运动时期，欧洲公共知识分子在对中世纪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思中就认识到，一个有价值的行为并不是由随之而来的结果构成，而是由完成这一行为的意图构成，人类的社会伦理必须超越结果导向的简单驱动。

　　德国哲学家康德说：“一个好的意志之所以好，并不是因为它所达到的效果或成就”，“即使这一意志完全没有力量实现它的目标，即使它付出了最大努力仍然一事无成……它也仍然像一颗珠宝一样，因其自身的缘故而熠熠发光。”

　　1949年，汤川秀树代表日本人第一次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此后，日本在上世纪共五次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在2000年以后的16年间，日本共17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奖人数仅次于美国。

　　2000年以后，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科学家基本上都是二战后开始上学的青少年。日本二战前和战后，教育原则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把人当作“爱国工具”来培养，后者把人当作“人”来教育，把教育孩子什么是做“人”的德性，放到了第一位。

　　在知乎上，有一位留学生以亲身经历比较中国、日本和美国科学家治学的不同，他说日本人的强项是努力和坚持，而美国人是自由和想象。努力、坚持、自由和想象力，这些都是“人”的德性，和“科研工具”无关。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和日本诺贝尔自然科学获奖者人数的距离，是教育是培养“人”，还是培养“工具”的区别。

　　目前全球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一共有九位华人，分别是杨振宁与李政道（1957年物理学奖）、丁肇中（1976年物理学奖）、李远哲（1986年化学奖）、朱棣文（1997年物理学奖）、崔琦（1998年物理学奖）、 钱永健（2008年化学奖）、高锟（ 2009年物理学奖）、 屠呦呦（2015年生理学或医学奖）。九位获奖者中，只有屠呦呦是在大陆接受教育，崔琦1949年后在大陆读过两年小学，其他人1949年后均没有在大陆接受过教育。

　　日本人共计有22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高出华人一倍以上。华人也能获奖说明，华人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没问题。但大陆人基数如此之大，为何获奖者只有屠呦呦一个“另类”？很可能，问题出在我们的教育，尤其是，只教“知识”不教“人”。

　　一百多年来，中国教育最失败的地方是没教孩子去思考如何做“人”，也没有想过如何把孩子教育成一个“人”。在“学以致用”的指导下，中国家长把教育看成是一种投资，投资就要选收益长见效快的专业，专业选准了，孩子就成人了；对于主流社会意识形态，教育是一味地思量着如何把“人”培养成各种有用的“工具”，上个八十年代，这种行为被解释为“救亡”压倒了“启蒙”。

　　二

　　晏阳初是中国平民教育的鼻祖，他主张首先解决识字，然后是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这“四大教育”，解决中国民众贫、愚、弱、私的“四大病”，从而达到强国救国的目的。100年前，晏阳初希望教出来的“人”能成为“强国救国”的工具，这一点中国至今没变。

民国三十八年，河北固安小学校的毕业照

　　蔡洋是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的90后，13岁辍学，接受过义务教育的他，能看报识字上网。2012年9月，蔡洋用一把U型铁锁，将西安车主李建利的脑袋砸出了一个V字型的洞。直到警察登门前，蔡洋依然觉得自己并没有犯罪。蔡洋告诉他的妈妈：“网上对我一半支持一半反对”，“我是爱国，抵制日货”，不会有大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