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教的教育学——“互联网+”时代教育学的颠覆性创新

　　（四）不教的教育学要研究如何实施不教的问题

　　既然认识到人的学习本身是自足的，教育是“一个自我演化的过程”［43］，我们就应该少去干预学生的学习过程，施行“消极放任”的不教的教育。自我演化的教育方式具有其他方法所不具备的优势。“学生自己得来的任何一项知识，自己解决的任何一个问题，由于是他自己获得的，就比通过其他途径得来的更彻底地属他所有。他那个成就所需要的心智准备活动、必要的思维集中、胜利后的兴奋，结合起来就使一些事实深深印入他的记忆中；而单凭从教师那里听到或从课本中读到的任何知识则绝对做不到。尽管他遇到失败，他能力所达到的紧张程度也担保他从别人那里得到解答时能够记住，比重复五六次还强。”［44］这就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教学效果。如果不对学生的学习过程采取放任、无为的态度，而是采取积极的干预方式，“不给他所想要的知识，却硬填一些他所不能消化的知识，我们就使他的能力发生病态，使他对一切知识发生恶感”［45］。干预的结果必然是对学生的伤害，“硬塞知识的办法经常引起人对书籍的厌恶；这样就无法使人得到合理的教育所培养的那种自学能力，反而会使这种能力不断地退步”［46］。强迫学生学习，还会激发学生的逆反心理。“剋核太至，则必有不肖之心应之而不知其然也”（《庄子·人间世》）。教育是不能强迫的。“一颗自由的灵魂一定不会像奴隶那样被迫学习任何东西，被迫辛劳不会伤害身体，但被迫学习却什么也学不到。”［47］“强迫孩子们学习的人，就是大大地害了他们。”［48］

　　（五）不教的教育学要研究反成原理在教育中的应用

　　教师刻意的教育行为会明确地向学生传达教师的教育意图，当学生发现教师的教育意图的时候，他们会本能地对这种刻意的教产生抵制，这是教的反力的作用。“当体力充沛的学生们发现自己受到比预期的要更为无所不及的操纵时，常常会加强对学校教学的反抗。这种反抗并非因受公立学校权威主义方式的压抑或受某些自由学校富有魅力的方式的诱惑，而是起因于一切学校所共有的基本观念，即一个人可以决定另一个人必须学些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学。”［49］为避免对学生的伤害，苏霍姆林斯基建议教师隐藏真正的教育意图，“学生不必在每个具体的情况下知道教师是在教育他”［50］。“假如一个人处处感到和知道别人是在教育他，他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的能力就会迟钝起来，他就会产生这样一种想法：我应该成为怎样的人，应做些什么事，成年人是会替我考虑的，我只需要等待建议和指示就行了。”［51］教师隐藏教育目的，使学生不知道被教，觉察不到教师的教，根本上是为了化解反力的作用，在不得已而教之的情况下达到不教的效果。

　　由于教的有限作用，在实际的教育过程中，我们往往是择取了可教的知识和可教的人进行教育，正像孟子所说的“择天下英才而教之”（《孟子·尽心上》），现有的教育一直是围绕高端市场来进行的，沿着学段的增加逐步选拔出优秀的人才进行教育，而对于低端市场，即那些不可教的知识和不可教的人，则是一种逐渐放弃的态度。对教的有限性的认识，启发我们对于教育学的颠覆性创新要从低端市场入手，不仅仅要研究如何去教，也要对那些不可教、不能教、教育效果不佳的部分进行理论上的研究，这样才能有效解决那些现有的教育学无力解决、无法解决的问题，补齐现有教育学的这块重要短板，为那些不可教的知识和不可教的人提供一种不教的教育学。从这个角度来看，不教的教育学也符合颠覆性创新的特征，正如克里斯坦森所说的那样，“颠覆式创新不是在已有的竞争市场上沿着传统的发展路径持续创新，而是通过带来不足以与之前匹敌的产品或服务打破原来的发展轨迹”［52］。不教的教育学提供了一个分析和思考教育现象、教育问题的新路径。

　　四、不教的教育学是“互联网+”时代的需要

　　如果说不教的教育学在工业化时代还只是一个美好的理想，而“互联网+”时代的信息技术革命则为实现这个理想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互联网已逐渐发展为一种基础性技术，并将使颠覆许多行业成为可能。”［53］

　　当下的教育正面临一种需要进行颠覆性创新的情形。“互联网+”时代正在发生一场信息技术对传统学校教育的改革和重构，美国学者阿兰·柯林斯和理查德·哈尔弗森认为，信息技术时代教育的重心正在“从教学转移到学习，从说教转向创造性探究”［54］。在工业革命时期，各种工作岗位需要的人才类型是那些掌握知识数量最多的人、在大脑中记忆知识最多的人，以便在工作中随时可以从记忆中调取有用的资源。因此，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掌握知识最全面的人、全面发展的人。“在大众学校教育模式中，教师是专家，其工作是通过讲授、背诵、操练和练习，将专业知识传授给学生。课程表明了学生学什么，按照什么顺序学习，测试的举行是为了判断学生是否学会了讲授的内容。”［55］学生学习知识的方式是直接被告知并背诵下来，与之对应的教育方式就是教授、讲授，各种教育理论研究的核心是教的方法和记忆的方法。现有的教育模式已经不适应信息技术时代对人的要求。“在过去，人们不得不记住大量信息，来做出严谨的决定，正如医生必须做出准确的诊断一样，但是，随着知识的能够轻松地获取，人们更加依赖外部记忆帮助解决问题……网络除了提供关于普天之下每一个主题的最新信息以外，还能够提供强有力的记忆辅助。因此，基本技能不再是记忆，而是知道如何在网络上获得你想要知道的知识，包括如何评价你所找到的东西，因为不同网站的可信度不同。这就是说，人们需要发展新的学习技能而不是掌握更多的信息。”［56］一言以蔽之，学习的竞争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特别是学习竞争目标的变化呼唤一种颠覆性技术的出现，颠覆性技术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它预示了竞争基础即将发生改变”［57］。因此，需要有新的教育方式来应对信息技术时代的教育需求，教育者需要对自己的核心工作“教”做出新的思考，包括要不要像过去那样教，有些东西是否需要教，信息技术时代到底需要教什么，教师能够教什么，今天的学习者需要怎么去教，等等。这种情形正是颠覆性创新面临的情形，人们需要完成某项任务，但尚未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在此情形下，颠覆性创新的目标“就是帮助大部分缺乏资金或技术的人开始购买或使用破坏性产品来完成他们要做的工作”［58］。对不教的教育学而言也是如此，需要一种颠覆性技术帮助教师去完成在信息技术时代的新任务。

　　从教育学的顾客群体来看，已经产生了对于不教的教育学的消费需求。一项技术成功与否首要的是看其能否满足需求，教育学提供的理论对于其消费对象来讲同样具有产品的属性，教育学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一定是教育市场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