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怎样的中国教育研究

在举国上下热议和共建“教育强国”的背景之下，当我们把“教育研究”和“中国式现代化”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意味着什么？

首先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从此成为中国教育研究界的研究对象、研究目标和研究内容，同时也转化为衡量教育研究价值高低的新标尺：有没有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其次意味着，教育研究是通向中国式现代化的一条基本路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关键路径，我们无法想象没有“教育研究”的“中国式现代化”。同时还意味着，两者的联结导向并生发出一个核心问题：什么样的教育研究有助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实现？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什么样的中国教育研究？已有的教育研究需要发生什么转变或转型，才能更有利于助推中国式现代化？我以为，可以概括为五个“更多”。

一是更多“中国立场”。任何“立场”本身都蕴含着一种视角和眼光，以“中国”为立场的实质，就是以“中国”为视角和眼光，并以此理解和解读“现代化”，就会带来“现代化”的“中国式”丰富内涵。例如“中国国情”，如“人口规模巨大”，理想的中国教育研究需要“从国情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再如“中国问题”，如“区域差异巨大”，很难有适用于所有区域现代化发展的具体指标、路径、策略和手段，必须“因地制宜”；又如“中国实践”，一切“现代化”的发生与发展都是实践出来的，且是根植于本土化的创造性实践。中国式现代化必然来自中国实践，与之相联，中国教育研究也需要扎根于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中国实践，在中国实践与中国理论之间架起双向建构的桥梁；再如“中国文化”，蕴藏着独特的文化基因、深厚的文化命脉，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和“文化生态”。如上种种，都应该作为“在中国”的教育研究和中国教育研究者的首要立足点和出发点，唯有如此，才能做到“既不好高骛远，也不因循守旧，保持历史耐心，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

二是更多“自主意识”。中国式现代化一定是“中国自主”的现代化，需要将清晰、强烈的“自主意识”既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与实现的全过程，也渗透在教育研究的全链条之中：从研究目标的确立、研究内容的明晰、研究方法的选择到研究成果的产生、推广和传播等，都充分展示鲜明的“自主意识”，并最终指向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尤其是“中国自主教育知识体系”的建构与完成。

三是更多“卓越追求”。教育研究的卓越性既要体现卓越的真谛，如同叶澜先生所言，在“卓尔不凡，卓尔独立”中“越而胜己”，也要面向中国式现代化，为之提供源自教育研究，只有教育研究才可能带来的“卓越学术”“卓越育人”和“卓越服务”。其核心枢纽在于“育人”，这是教育研究之“教育”的本质与宗旨：通过教育研究，育出卓越的“中国人”，育出有中国立场、自主意识，且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作出卓越贡献的拔尖创新人才。

四是更多“科学精神”。当今人工智能、数字化、生物多样性趋势日益凸显，智能科学、脑科学、量子力学、合成生物学或数字生物学、生态学与环境科学等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涌现层出不穷、日新月异，人类已经从多学科、跨学科进入到超学科的时代，在走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征途上，除了充分吸纳更多新科学的前沿性理论、知识与方法之外，中国教育研究更需要汲取其中的科学精神，掌握并拥有科学思维，提升教育研究的科学化程度。

五是更多“贡献自觉”。“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任务和目标的树立，为中国教育研究提供了一个“贡献机遇”。其核心要义在于“中国贡献”。这一贡献的实质不仅在于为世界所共同关注的现代化、教育现代化过程中遭遇到的普遍问题，如“人的现代化”“优质均衡”“教育公平”等问题，展开中国探索，提出中国思路和中国方案，更在于它在根本上指向“文明贡献”，既为中华文明在当代的赓续与发展，也为人类文明的持续繁荣与时代变迁作贡献；既为中国的生态文明保护和生态环境的改善，也为人类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促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贡献。对于中国教育研究而言，“文明贡献”的底蕴和基石，还在于能否作出“知识贡献”：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通过教育研究推动知识转型、知识创生与知识更新，为人类现代化知识、教育现代化知识和教育知识增添新的知识积累，赋予来自中国教育研究界的知识新传统。

这样的教育研究，在通向“卓越”的意义上将因此增添“卓越引领”的意蕴：以教育研究和中国教育研究的方式，引领人类现代化发展的新方向，引领全球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方向，进而引领世界教育研究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