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放任野蛮读经：引导经典教育健康发展

　　在时代任务的紧急驱迫下，“为往圣继绝学”的深厚使命感，为了“发动群众”，高效“传播国学”，更快更高更强，选择了一条颠扑不破的伪科学之路：迎合大众的“科学迷信”，利用大众的“科学无知”，杂糅各种道听途说的科学理论和伪科学理论，对之进行伪科学的使用，形成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读经理论”。正是在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科学读经理论”指导下，“阿猫阿狗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读经运动，使千千万万儿童备受精神的毒害和肉体的摧残。

　　“读经理论”具有非常鲜明的伪科学特点：它是不会错的。无论读经孩子出了什么问题，“读经宣导者”的回答都是家长、孩子、老师的“人病”，不是“读经理论”的“法病”。理论绝对完美，永远不会错，犯错的只有人。任何人说纯读经好，歌功颂德，就是正能量；反映孩子出问题，讨论方法，就是负能量，就是“怨妇”。20多年来，“读经界”都是这样面对读经家长和媒体质疑的，充分表现了“读经理论”的伪科学性质。

　　根据波普尔的科学哲学思想，科学是可以证伪的（根据实践而调整的），而伪科学是不能证伪的（永远正确的）。因此，对科学的科学使用是：引证任何科学成果，都不应该教条化、迷信化、绝对化，都只能有限地使用，承认它有可能是错误的、需要调整的。相反，对科学成果的伪科学使用，以及对伪科学说法的伪科学使用，都是把某种科学成果或伪科学说法作为绝对可靠的、斩钉截铁的东西。“科学都证明了，纯读经还会错吗？”这是典型的科学滥用或科学迷信。而当人们指出他的“科学理论”没有根据，或者在实践中发生问题，他立刻就指责你“科学崇拜”、“西化”、“崇洋媚外”，宣称他超越科学，比科学高明，即使科学对他不利也无妨他的智慧真理。自诩为“高级智慧”的“读经理论”就是这样颠扑不破、永远正确。用得上“科学”的时候就滥用一番，“心理学”、“教育学”、“神经科学”一哄而上，拱卫“读经理论”的“科学真理”；不好用的时候就诉诸盲目排外情绪：“科学算什么东西？新文化的孽种，西方的毒瘤，配得上读经吗？”

　　“读经理论”在引证“科学”的时候，缺乏任何科学性和哲学反思性。如下五点问题都有表现：第一，在不了解科学的前提下盲目崇拜科学，或在蔑视科学的前提下有意利用读经家长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动辄引用“科学”作理论基础，但又给不出可靠的出处来源，多数属于道听途说的伪科学。第二，只要有人指出他们的“科学”没有根据，或者运用科学理论指出他们的偏失，他们立刻就表现出对科学的极端蔑视，未能像马一浮、牟宗三等新儒家那样深谙科学的局限，还科学以科学，正其性命，还其本位。所以，这种对科学的蔑视并没有达到“反思科学”、“批判科学”的高度和深度，只是一种基于无知的傲慢偏见，与其盲目崇拜科学一样，都是伪科学的不同表现。第三，对科学和伪科学缺乏辨别。只要对我有利，不问出处，拿来就用；对我不利，声色俱厉。第四，对于科学成果进行伪科学的使用。第五，对于伪科学的说法进行伪科学的使用。

　　经典教育本该是生命的学问

牟宗三

　　“读经理论”常常借重牟宗三新儒学的权威性来宣导信众，但实际上，“读经理论”的荒唐主张与牟宗三思想完全相反。“读经理论”提倡3~13岁的儿童只能全日制八小时吼叫读经、机械背诵，不允许他们有任何游戏，也不学任何其他东西，不允许看绘本教材和动画，不许孩子提问，不鼓励孩子发挥想象力，不允许老师讲解，也不与孩子互动。这样的“读经学堂”如果让儿童时代的牟宗三去读，他肯定会逃学。

　　牟宗三先生在《五十自述》的第一章“在混沌中长成”中，曾深情地回忆儿时的生命空间。春天的扫墓，在沙滩上翻筋斗，“不知不觉睡着了，复返于寂静的混沌”，自己动手做秋千；夏天“东钻西跑、挖土坑、攀树木、穿墙角、捉迷藏”；秋天帮大人收庄稼，“扛、抬、挑、负我都得做”，“感觉劳动收获是一种趣味，做起来很愉快”；冬天“溜冰、踢毽、拍球、打瓦，一切泼皮的玩艺我都来”，晚上听骡马夜归的杂沓之声，感受“生命的苍茫和安息”。年底看戏，领悟“原始的人情、永恒的人情”、“生命的风姿、人格的风采”，“这是最直接的人格，最直接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