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放任野蛮读经：引导经典教育健康发展

　　“老实大量纯读经”为什么会发展出如此反传统的读经方法？恰恰是因为他们过于急切地想要反对现代性，反对西化，但又不了解现代性，不了解西方。这可以说是“义和团心态” 在当代民间国学文化中的表现形式。相比之下，面对现代性和西方的压力，真正符合儒家传统的反应首先是学习和了解西方，然后与西方进行深层对话，形成对现代性的建设性批判，以一种和而不同的态度参与到现代化的批判性建设之中。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钱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现代新儒家就是这样做的。在近现代中国的仓皇失据中，他们从容发挥经典义理，从文化生命的深层根源出发思考时代的问题和未来的命运，表现了儒学“通古今之变”的博大胸怀。以他们为参照系，今天的人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老实大量纯读经”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最终却只能导致越来越急迫、越来越激进、越来越极端的生命形态。这种形态虽然跟上了“更快更高更强”的现代性节拍，但终究是不可持久的。

　　经过百年艰苦卓绝的现代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当代中国主动回归了文化生命的自觉，想要重建和倡导一种更加健康的人类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在中国圣人的经典中昭示了几千年，也在中国人的历史中探索了几千年。在这个时候，重建从容涵泳的学术生活成为学者的时代任务。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我们看到了很多学院学者汲汲于自身利益，浑浑噩噩，无所担当；民间读经运动如火如荼，狂热愚昧，胡乱担当。今日教育的困境，无论“体制教育”的庸俗化、实用化、工具化，还 是“民间读经教育”的愚昧野蛮、狂热迷信、盲目排外，皆源于面对西方现代性的仓皇失据。盲目媚外和盲目排外、盲目现代化和盲目反现代化，观点貌似对立，但共同分享了现代意识形态的精神气质。这两种流行现代病的形成，都是放弃传统文化经典教育造成的恶果。

　　“读经理论”中的伪儒学和伪科学

　　笔者在与“读经理论”信众的辩论中，曾深入学习研究其“理论要点”。最后，我终于领悟到“读经理论”确实是像他们自己所宣称的那样，是“最高明的教育”，也就是说，是超越了教育的教育，或者说根本就不是一种“教育”。“读经理论”滥用“天命之谓性”和“良知良能”，为他们提倡的“纯背诵、不讲解”做“理论论证”。所以，从《中庸》出发，我们确实可以说“读经理论”是“自诚明谓之性”的最高理论建构，远远超过了“自明诚谓之教”的繁琐平庸；是“天命之谓性”的大道至简，远远超过“修道之谓教”的支离事业；是“诚则明矣”的“性之”过程，远远超过“明则诚矣”的“诚之”过程；是“诚者天之道”，远远超过“诚之者人之道”；是“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的气象，远远超过“择善而固执之者也”的学者格局。

　　不过，我们很快就会升起疑问：如果儿童都是“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的圣人，还需要什么教育呢？确实，“读经理论”的所谓“最高明”、“最高智慧”不就在于它从根本上终结了任何一种“教育”的必要性吗？正是因为它超越了古今中外所有“教育理论”，尤其是超越了《中庸》所谓“自明诚谓之教”、“修道之谓教”的“庸俗儒家教育理论”，上升到“小朋友跟我读”的“六字真言”高度（这是“读经理论”最主要的创新点，影响巨大），它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伟大创造。只有建立在这种狂妄自大的愚昧自信之上，才有可能放手发动“阿猫阿狗”，“多快好省”地建设读经学堂，只需要读经机、不需要老师就可以批量生产“治国平天下”的大才。如此看来，“读经理论”确实有可能“代表了人类智慧的最新高度”。在如此高明的智慧面前，“读经界” 流行的“两个凡是”确实有可能是对的：“传统儒家教育思想中，凡是符合王财贵‘读经理论’的就是符合人性的，可以吸收；凡是不符合王财贵‘读经理论’的就是违反人性的，应该抛弃。”不过，如此一来，“读经理论”根本就不是儒家教育思想的继承者，这一点应该也昭然若揭了。既然如此，“读经理论”仍然披着儒家和圣贤经典的外衣来招徕信众，就是不诚实的行为了。

　　不仅滥用“儒学”，“读经理论”的不诚实和混乱还表现在对“科学”的滥用上。“读经理论”在对科学的无知中混合了对科学的崇拜和对科学的蔑视，由此形成一种伪科学。“右脑深度开发科学”、“深度记忆与知识理解相矛盾定律”、“儿童吸收性理论”、“儿童关键期假说”、“共振读经原理”等一系列伪科学，构成了“读经理论”的基础论据。就是依靠这些伪科学，“读经理论”可以自诩“超越古代私塾”，建设“现代私塾”，为中华文明的复兴“培养大才”。读经从空想走向科学，从此有了客观规律的保证，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为万世开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