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人生的目的和自由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江苏省无锡人。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斋号素书堂、素书楼。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1967年移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所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著作辑为《钱宾四先生全集[1]》，凡甲、乙、丙三编，计56种54册，约1500万字。其中《先秦诸子系年[2]》为钱穆的代表作。

整个自然界像是并无目的的。日何为而照耀？地何为而运转？山何为而峙？水何为而流？云何为而舒卷？风何为而飘荡？这些全属自然，岂不是无目的可言。

由自然界演进而有生物，生物则便有目的。生物之目的，在其生命之维持与延续。维持自己的生命，维持生命之延续。植物之发芽抽叶，开花结果；动物之求食求偶，流浪争夺；蚁营巢，蜂酿蜜，一切活动，都为上述之目的，先求生命之保存，再求生命之延续。生物只有此一目的，更无其他目的可言。而此一求生目的，亦自然所给与。因此生物之唯一目的，亦可说是无目的，仍是一自然。

生命演进而有人类。人类生命与其他生物的生命大不同。其不同之最大特征，人类在求生目的之外，更还有其他目的存在。而其重要性，则更超过了其求生目的。换言之，求生遂非最高目的，而更有其他超人生之目的。有时遂若人生仅为一手段，而另有目的之存在。有目的有意义的人生，我们将称之为人文的人生，或文化的人生，以示别于自然的人生，即只以求生为唯一目的之人生。

饥求食，寒求衣，也是一种自然人生。倘使人能自然免于饥寒，便可不需衣食，正如人能自然免于劳倦，便可不需睡眠，是同样的道理。人生若只专为求食求衣，倦了睡，病了躺，死便完，这只是为生存而生存，便和其他生物一切草木禽兽一般，只求生存，更无其他目的可言了。这样的人生，并没有意义，不好叫它是人生，更不好叫它有文化，这不是人文，是自然。

在此以外，当他饱了，暖了，还未疲倦，还可不上床睡眠的时候，在他不病未死的时候，他便把自然给与他的那一笔资本，节省下一些来自作经营。西方人说，闲暇乃文化之母，便是这意思。文化的人生，应便是人类从自然人生中解放出来的一个自由。

人类一达到这种文化人生自由的境界，回头来看自然人生，会觉索然寡味，于是人类便禁不住自己去尽量使用这一个自由。甚至宁愿把自然人生的唯一目的，即求生目的也不要，而去追向这自由。所以西方人说，不自由，毋宁死。自杀寻死，也是人的自由。科学的机械论，宗教的目的论，都管不住这一个决心，都说不明这一种自由。目的愈增多，愈加富，则选择愈广大，愈自由。两个目的由你挑，你只有两分自由。十个目的由你挑，你便有十分自由。

若没有文化的人生，则自然人生也不算是恶。若没有更高文化的人生，则浅演文化的人生，也不好算是恶。正为文化人生愈演而愈进，因而恶的观念恶的评价，也将随而更鲜明更深刻。这并不是文化人生中产生了更多的恶，实乃是文化人生中已产生了更多的善。

没有好的可挑，只有挑次好的。没有次好的，只有挑不好的。当其在没有次好的以前，不好的也算是好。能许他有挑选之自由，这总已算是好，而且他也总挑他所觉得为好的，那是他的自由。那便是文化人生之起点，也是文化人生之终点。那便是文化人生之本质呀。

人类到了吃不饱，穿不暖，倦了不得息，日里不得好好活，夜里不得好好睡，病了不得医，死了不得葬，人类社会开始回复到自然人生的境界线上去，那竟可能有人吃人。到那时，人吃人也竟可能不算得是恶，那还是一种人类自由的选择呀。

依照目前人类文化所已达到的境界，只有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科学，都在正面诱导人，感化人，都在为人类生活提供新目的，让人有更广更深的挑选之自由，都还是站在教育的地位上，那才能算是更好的。政治法律之类，无论如何，是在限制人，压抑人，而并不是提供人以更多的自由。只可管束人于更少的自由里，只能算是次好的。战争杀伐，只在消灭对方人之存在，更不论对方自由之多少，那只能算末好的。

至于到了人吃人的时代，人类完全回到它自然人生的老家去，那时便只有各自求生，成为人生之唯一目的。那时则只有两个目的给你挑，即是生和死。其实则只有一个目的，叫你尽可能地去求生。到那时，便没有什么不好的，同时也不用说，到那时是再也没有什么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