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现在教师身份的“我”遇到过去学生身份的“我”

　　1.童年“老赖”的我

　　你如果以为，我小时候是遵守纪律的乖乖女，那你就错了。

　　其实我小时候是拖作业的“高级老赖”，即段位级别较高，很少被老师抓住的那一种。不服气的话，就听我举几个例子：

　　当我小学二年级遇到那位全世界布置作业最多的数学老师时（仅仅一个中午的时间，老师布置了四页小字本的计算题），我缺作业的招数常常是这样的：频繁更换新本子，每个本子只做最后几道题，然后带到学校在老师面前作“一脸茫然”状，并“诚恳”地说：“糟糕，上个本子用完了，只带了后一个本子过来！”

　　暑假过后，其他同学交上了厚厚的一本练习题时，我会交上一个只写了开头的练习本。因为通常这时，没有人当面检查作业是否完成。随后，我趁我妈妈办公室喝水吃东西的机会，再去办公室把空作业本偷偷拿回来（这时老师不会再清点人数了）。这样即使被老师发现，我也可以理直气壮故作无辜地回答：“我交了啊！”

　　但是，我不是终年拖作业的那种学生。为了凑钱买上一本藤子不二雄的《Q太郎》，我会答应父母勤工俭学的条件，以一分钱一道题的交易条件，连算220道，去凑够买一本课外书的“经费”。更多时候，我在我妈的严密监控下，无法放纵，这使得我的成绩一直还算不错。

　　有了这样的童年经历，即使现在遇到缺作业的“老赖”，我也毫无惧色，因为我相信，我可以轻易征服他们，顺畅地把他们带上坦途。直到有一年我遇到“千年老赖”——唐果果（化名），才不得已败下阵来。

　　2.为师遇到“终极老赖”

　　回想一下，我是怎样失败的呢？因为很多年前的我，曾坚信高压政策是可以制服一切“少年老赖”的。

　　“一遍写不完，就五遍。看你怕不怕！”当第一天唐果果没来得及做语文作业时，我停了他的课，把他叫到办公室来补作业。我愤恨地看着他慢吞吞补作业的背影，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大有挽救他的感觉。虽然搭上了很多时间来等待，好在他终于写完了。结束时，我趾高气扬，宛如一个PK赛中的胜利者，和他语重心长地谈话。他诚恳表示，第二天一定不会再犯了。

　　第二天，一进教室，语文课代表手举得高高的。“老师，唐果果又没写！”我瞬间火冒三丈，怒斥该生：“昨天你在我办公室怎么承诺的？走，按照你的承诺，去补十遍！”他瘪着嘴巴，怯懦地不吱声，顺从地跟着我又来补作业。我花掉了更多时间去陪着等待。他又补完了。

　　第三天，“他的作业完成了么？”这仿佛是我进班清查作业的第一要务。毫无例外，一进班，几个人叽叽喳喳地都在告状：“老师——唐果果又——没——做！”孩子的嗓门拖得长长的，一如我心中的感叹。办公室里又留下了我们师生二人废寝忘食补写作业的身影。因为按照约定，二十遍作业，已经成了沉重的负担，无论是我还是他！我辛苦地坚持着，觉得这是尽人民教师应尽的管理学生的职责。

　　第四天……

　　是的，他仍然没有做！

　　我彻底沉默了！我破天荒没有直接带走他，而是满心沮丧地回到了办公室。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为什么不能理解我的苦心呢？那时的我，心头满是挫败感。

　　烦乱很久过后，我心里冒出一个小小的身影，那是童年的我自己。

　　那个重压之下会竭力想尽花招来逃避作业的童年的我。那个为了凑本漫画书钱，心甘情愿置身题海，愉快算题“挣工分”的我；那个夕阳西下，拿着小本子望着夕阳来写观察日记的我；那个偶尔得了100分，别人夸我时，还谦虚地说着“瞎猫碰了个死老鼠”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