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明等：关于未来教育的几个问与答

教育学者尹后庆在一篇文章中尖锐指出，“在答案过剩的时代，我们要有守护提问的勇气”。笔者完全赞同这一判断，并以为，守护前再加一个词——拥有，即“在答案过剩的时代，我们要有拥有并守护提问的勇气”。之所以加拥有，是因为很多人在很多时候，不是守护的问题，而是有没有的问题。

当下最热门的话题莫过于AI的推广和应用，而AI最大的特点就是拥有海量数据和信息，并能根据提问最快速度地给出判断和结论。在此基础上，使用者能不能变化不同角度、提出不同问题，使问题不断接近人的思维深度，这就考验人提问，其实也是人何以为人的能力了，足见提问在AI时代之重要。

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郭毅可在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以未来教育为主题的年会上指出，如果我们已经能拥有所有答案——来自ChatGPT、豆包、讯飞星火——那么学习的意义何在？教育的意义又何在？我的答案是：提问、提问、提问。

本文尝试以提问的角度切入关于未来教育的探讨。既然有问，也该有答，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之答案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结论，而是仿AI之答，期待大家继续问，问倒“AI”才好。

1、我们是不是对当下教育过于重视，对未来教育太不重视了呢？

我以为，这个问题的提出有一定道理，应当说对当下教育重视是对的，但对未来教育不重视是不对的。

以学术文章为例。据笔者查询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主办的《教育研究》期刊，从其标题来看，在2025年刊发的近150篇文章中，并无关于“未来教育”的文章；查询其历史文献目录，自2005年至今仅有3篇，分别为霍华德·加德纳的《未来的教育：教育的科学基础和价值基础》（2005.02），顾小清、郝祥军的《从人工智能重塑的知识观看未来教育》（2022.09），王振存、张清宇的《教育与未来：未来教育学建构的可能与选择》（2023.12）。另查询《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在其5928篇出版文献中，从其标题看，仅有2篇“未来教育”相关文章，分别为纪雯雯、刘向兵的《数字经济发展对未来教育的影响与应对》（2021.03），刘伟兵的《作为未来教育的劳动教育：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教育研究》（2024.06）。

再以部分学会和高校为例。据笔者了解，教育界稍有影响的学会中，中国教育学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均无以未来教育冠名的分支机构，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等，虽然设立了未来教育相关分支机构，但声音较弱、影响不大。在高校中，一些高校虽然有以“未来教育”命名的研究机构，如清华大学设立了未来教育与评价研究院、北京大学设立了北大未来教育管理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设立了未来教育学院等，同样声音较弱、影响不大。这些学会和机构虽冠以“未来教育”的名义，但多以数字技术、现代化教学、人工智能等为主要研究方向，未来教育的发展趋势、策略，以及各级各类学校的走向和我们当下如何应对等，均很少涉及。此外，从这些年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各种论坛和其他学术活动看，能够影响教育决策者的对“未来教育”进行研讨的甚少。

值得注意的是，当下的教育研究既缺少对未来教育改革与发展趋势的研究，又缺少对过去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经验，特别是不足的研究。如刚刚过去的三年特殊情况下，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停学或线上教学对教育，尤其是对学校教育有无影响、影响在什么地方等等，我们很少看到这方面的研究文章。可以说过于重视现实的教育研究，既缺乏反思，又缺乏远见，这是应该特别注意的。

2、未来教育毕竟是研究未来的，而未来还未到来，先做好已经到来的事情，对吗？

这样的说法既对也不对，各占50%。

这么说不是和稀泥，而是说努力做好当前的事情，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毋庸置疑的，不做好当下何以有未来？但是仅仅满足于做好当下却没有一点点未来的意识，更没有积极主动和自主自觉地用未来的眼光和方法去思考与实践，这就不对了。

未来教育学是在未来学基础上的、结合多学科的教育研究。未来教育学用科学方法对当下教育趋势进行分析并推断未来教育发展的可能性，关键词是未来教育发展的走向、预判和多种可能，并非一个固定的结果。换一个角度说，研究未来教育，有助于做好当下教育。一方面，它可以为当前的教育改革提供方向与愿景，帮助我们跳出“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局限。例如，在规划学校课程时，若以未来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如跨学科整合能力、创造性解决问题能力、人机协作素养等——作为参照，便能更有针对性地调整教学内容与方法，避免教育与社会脱节。另一方面，未来教育研究往往关注技术、社会与学习的融合趋势，这能启发教育实践者在当下就尝试引入渐进式的创新，如开展项目式学习、建设开放学习空间、推动评价方式多元化等，使教育不仅适应当下，也具备面向未来的韧性。这种“以未来观照现在”的视角，能让今天的教育行动更具前瞻性与系统性。

3、研究未来教育对当下教育有意义吗？

当然具有深远而现实的意义。

研究未来教育并非脱离实际的空想，而是为当前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方向指引、风险预警和路径选择的重要依据。例如，通过分析科技、社会、经济等发展趋势，在谋划改革、制定规划、设计政策时超越短期视野，避免因盲目应对而陷入“解决旧问题、产生新问题”的循环；再如，通过情景推演、交叉学科分析等方法，识别某项教育政策或教育技术发展有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做好规避风险的预案；还有，通过对教育发展脉络及其内在逻辑的系统性梳理，为教育改革的实践方向提供更合理、有序的趋势预判，等等。

具体来说，未来教育正从多个维度开展实践探索。例如，教育理念从“教”转向“学”。教学不再是教师单向传递知识的过程，而是逐步转化为支持学生主动提问、合作探究与创造实践的过程。这要求教师具备更强的课程设计能力、学习引导能力，尤其是在面对不确定性问题时，能够灵活调整教学策略，成为学生思维发展的协作者与赋能者。又如，课程设计从学科教学到走向跨学科项目制学习。打破传统学科边界，围绕真实问题或主题整合课程，引导学生通过项目实践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培养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与创新思维。例如，开展STEAM（科学、技术、工程、艺术、数学）教育，设计可持续发展相关课题，使学生学习过程更具整体性与现实意义。还有，教育形态向终身化、开放化、个性化演进。“终身学习”体系逐步构建，“学分银行”机制助力学习成果的积累与转换，“无围墙学校”理念推动教育突破校园物理边界，整合社会资源与自然场景。特别在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支撑下，教育可创设沉浸式深度学习场景，依据学习者的进度、兴趣与认知特点提供个性化路径，真正实现“一人一案”的深度教育支持。

总之，用未来教育理念指导当前教育教学改革，努力做到既立足现实又超越现实，既做好当前又谋划长远，并努力探索改进和提升的可能，才能逐步构建出一个更具生命力与适应性的教育生态。

4、有研究未来教育的好著述吗？

有，我读到的以资深教育学者朱永新所著《未来学校——重新定义教育》为最。本书共分九章，值得注意的是，除第一章和尾声外，其余八章均以提问为始，每个小节也都以问题开始，这样就给了读者想象和思考的空间，也更接近AI时代的读书特点。

作者开宗明义就提问，我们习惯的“学校生活，是天经地义的吗？”会不会有一天，学生“学习的内容完全由学生自己选择？”对此，作者坚定地认为“在不远的未来，这一切，很可能会变为现实。”作者笔下，今天的学校，会变成明天的“学习中心”，这里“没有统一的教材，全天候开放，没有周末、寒暑假，没有上学、放学的时间，也没有学制。孩子可以8岁上学，也可以5岁或者12岁上学；15岁的孙子可以跟75岁的爷爷在同一个课堂上同样的课，年轻的父母也可以与自己的孩子学习同样的内容。”

接着作者用八章篇幅分别回答“学习中心”长什么模样、谁来学、谁来教、学什么、怎么学、怎么评价学得好不好、父母应该做什么和需要政府干什么八个方面问题。这八个问题涉及到了当代教育的基本问题，应该说很好地启发我们对未来教育和学校的重新定义。

书末，作者引用了《终身幼儿园》中的一句话：“事实证明，教育制度顽固地抵制着变革……即使新技术已经进入学校，大多数学校的核心教育结构和战略基本还是没有改变，仍然停留在装配流水线的思维模式中，与工业社会的需求和发展过程保持一致。”

尽管本书作者强调将制度作为推动群体工作的有效组织方法，但这段话仍值得我们深思。尽管作者说这不是一本学术著作，但我坚持认为，这是我读到的关于未来教育最好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且语言流畅、通俗易懂的难得的好书。郑重向广大读者，尤其是关心未来教育的人们推荐此书。

5、教育实践者中有无用未来教育的理念指导当下教育实践案例的？

有的，一些教育工作者，特别是深耕一线的校长在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用未来教育的发展理念指导自己学校的规划设计、课程研发、学生活动组织和教师队伍建设等，在应试教育大背景下做了自己所能做的最大努力，积累了宝贵经验。

例如李希贵校长。他在北京十一学校担任校长期间，推行了一系列突破性改革：实施“走班制”与自由选修课，将课程选择权还给学生；鼓励学生自主组织活动，激发校园活力；同时，取消或弹性化班主任建制，探索更灵活的育人管理模式；等等。2019年，他从十一学校卸任之后，按照北京市领导安排，去创建一所新的学校——北京第一实验学校。据李希贵校长介绍，北京市领导希望他能探索一下，2035年、2050年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北京样本”应该是什么样的？或者说未来教育应该是怎样的？

李希贵校长的未来教育学校从校园建设开始。北京第一实验学校教室不铺装地面、不装修墙面、不吊顶，学校的空间是开放的：没有教师办公室、没有校长办公室、没有仓库，所有空间都给了学生。李校长坚信当下这个时代，要应对新的时代要求，就不能在原有轨道上继续往前走，必须思考“下一代学校”的样子。他以学校一名学生为例说，七年级有一位非常内向的学生，他给艺术老师提了一个有点“过分”的要求：他说他喜欢雕塑，但只喜欢动物雕塑，问能不能整个雕塑课都不学人物雕塑。受此启发，学校把雕塑课从过去统一的形式，拆分成了接近10个不同方向的雕塑课；从过去课程“一选一个学期”，变成了“一选一个学段”。

学生如何在面向未来的学校学习？据李校长自述，一是从课程走向学程。怎么给每一位不同的学生，在不同成长阶段，从课程层面为他们续接一条专属的跑道？李校长的做法是走向学程的课程管理体制，即把一个学期划为三个学段，每六个星期为一个学段，每一个学段学生选一次课。选课是在完成第一个学段的学习体验之后进行的，并不是一个学期三个学段一起选。学生通过上一个学段的体验，再对下一个学段开设的课程进行研究后，进一步组合自己的课程，搭建自己的“课程跑道”。二是把教室扩展为学习社区。李校长认为过去传统教室的形态，难以承担能力培养目标。从能力到素养，还需要情境。把能力放到具体情境中，让学生为自己、为别人、为社会解决问题，就会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合作能力、沟通能力、同理心与责任感。因此学校打破了工业化时代形成的传统教室格局，让学习“弥漫”在校园各个角落。三是让校园成为学习现场。学生了解自己的学校吗？学校如何运转？这一两千、两三千学生如何在校园里拥有良好的学习生活？后勤、保洁、食堂、行政系统如何运作？李校长认为，要先把学校当作一只“麻雀”来解剖，让学生在校园里就能理解社会运转的逻辑。

李校长和李校长们为未来学校的样态做了积极探索，虽然尚存许多疑问，比如学校的探索与行政体制如何保持一致、全社会特别是家长对这种探索的认可度如何等，但毫无疑问的是，这样的以一校为实验基地的实验是极有意义的。

其实，世界上不少学校近年来都在进行着这方面探索。据朱永新先生介绍，早在2019年他和美国圣地亚哥高科技高中创始人拉里·罗森斯托克交流获悉，该学校的学生70%的时间都在进行项目制学习，即学生自己提出问题，在老师指导下自主探索研究，形成的成果在学校发布或展示。朱先生认为这样的教育契合未来教育特征，学生不仅是知识的学习者，还是知识的创造者，能发展出创造精神、创造能力和创造习惯。

正如朱永新先生所说，无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未来需要的人才绝不仅仅强调掌握专业学科知识这些智力因素，还更强调非智力因素。比如，有理想、有积极向上的力量，能与人合作、能创造等等。面向未来的教育要更注重创造性，这也是未来教育和传统教育的最大差别。

6、有未来教育理念与没有未来教育理念在判断教育发展趋势和具体实践中有不同吗？

有的，我们可以举例说明。

不久前，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组织的以“厌学—休学—复学”为主题的研讨会上，就出现了这样的悖论。在现实的教育理念和背景下，厌学、休学和复学，或者说从厌学、到休学、再努力复学，是一条符合内在逻辑的闭环。在这样的逻辑下，厌学者一定是出了问题的人，才厌“学”；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是休学；休学以后从家长到学校再到全社会，通过多种多样的、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和情感沟通或其他手段，最终使休学者复学。不少人追求这样的目标，也把个体从厌学到复学的路径当作一个成功的经验，会上会下介绍和交流。

如果不用未来教育的理念指引、不用未来教育的尺度衡量，这样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用未来教育的理念指引和尺度衡量，我们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首先，厌学者不一定是厌学习，完全有可能是厌学校的学习。未来教育的模式有可能是学校成为“学习中心”，学生可不分时间、地点、场合地进行学习，对这样的学习，厌学者不一定厌。其次，用未来教育的理念指引和尺度衡量，复学不一定是回到学校才叫复学，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场合学习，同样可称为复学。一句话，传统地看，厌学、休学、复学存在着必然的内在逻辑；而用未来教育的发展观点看，厌学不一定休学，休学更不一定复学，而厌学又不复学的人往往可能成为创造型拔尖人才，当然也有在其他方向发展的可能。当我们换一种眼光和换一个角度看待厌学现象，所得出的结论完全不同，而厌学者由于没有了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压力，放松心情、放开翅膀地去学习以后，其学习效果可能与被逼迫在学校里学习效果会更好。从朱永新先生的论述看，未来学校是不分时间、地点、场合进行学习的地方，我们为什么不能在现在就积极推进这样的方式呢？

总之，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越来越明显地看到，传统的学校教育体系与新时代教育要求愈发不相匹配，学校的教学方式与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出现越来越大的偏离。为适应未来教育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加快和深化教育体制和机制改革，特别是教育评价机制改革，拿出更精准高效、务实管用的办法，引导各级各类学校，从分分分、考考考中跳出来；另一方面，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如李希贵校长这样的个体，做出面向未来的学校管理和教学模式的积极探索，为整体性改革提供经验和借鉴。

行文至此，我们在问与答中对当下教育与未来教育的联结已有了一场思与辨。答案或许仍在生成中，但提问不应停止，正如我们在文章开篇提出的叩问——“在答案过剩的时代，为何我们要有拥有并守护提问的勇气？”笔者认为，提问的能力，既是思考与探索的体现，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答案，还是未来之教育更是教育之未来的指向。因此，在文末，我们不妨将“拥有并守护提问的勇气”延续下去，用提问将思考推向更深处：

当AI能够解答绝大多数标准化问题，教师最不可被替代的价值，究竟在于传授知识，还是在于引导学生提出那些AI“想不到”或“不敢想”的真问题？

如果未来教育真正走向“学习中心”模式，那么现行学校的组织形态、教师编制、财政投入等制度架构，应如何实现系统性重构？

教师从“讲授者”转向“学习设计师”“成长导师”，需要持续的职后培训、时间保障与激励机制，然而现实中，教师往往忙于事务性工作与业绩压力，这类支撑体系当如何建立？

如果中高考等选拔性考试的内容与形式仍高度依赖传统知识记忆与应试能力，那么学校在课程、教学、评价等方面面向未来的改革，是否只能在边缘地带进行有限尝试？评价变革的真正突破口可能在哪里？

…………

有关于教育的思考还有很多，笔者在此抛砖引玉，期待大家不仅仅思考这些问题的答案，更要面向当下与未来提出更多问题——因为教育没有答案，却始终在我们共同的探寻与创造之中。

（作者：王旭明，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张敬印，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求真教育实验研究分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