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坚：对我国基础教育“学业过剩陷阱”的再思考

中国高等教育体量世界第一、高校数量世界第二，在学研究生年增长比例常年保持在9%以上，基础教育更是前后历经八次课程改革，最近十多年PISA测试的表现连年全球遥遥领先。但在诺贝尔奖百年史上，也只有11位华人获奖，由我国本土培养的诺奖获得者屈指可数。虽然诺贝尔奖并不完全代表一个国家整体的科技实力，但的确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当前教育系统存在着重大问题。无论是“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还是近期火爆全网的“颜宁之问”，这中国现代教育发展史上的“灵魂三问”，无不时刻刺激着教育工作者的神经。

笔者所在团队于2019年开展“我国教育未来发展的重大风险研究”，并提出“学业过剩陷阱”这一概念，认为“学业过剩陷阱”已成为阻碍我国教育发展的重大风险，对学生个体的健康成长、民族素质、国民创造力乃至人才强国的战略都会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关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民族复兴。“颜宁之问”的提出再一次印证了这一观点。

一、什么是“学业过剩陷阱” 

所谓学业过剩是指以获取标准答案和高分数为主要甚至唯一价值取向，以死记硬背、机械模仿为主要方式的学习、教学和评价的总和。学业过剩将导致新一代国民既没有起码的身心健康，更缺乏家国情怀、审辨思维、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我们称这种现象为“学业过剩陷阱”。

中国教育长期以来处于“学业过剩陷阱”当中。早在1990年前后，中央教科所研究员刘远图负责组织的国际教育成就测试评价课题中国项目研究中，中国学生在数学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方面得分全球第一，而在问题解决能力、兴趣与自信心方面的表现不及美国同龄人。2013年，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ERA）终身Fellow、特拉华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教授蔡金法结合自身实证研究提出，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比较扎实，在计算题、解决简单问题，以及有标准答案的过程限制复杂性问题方面，表现突出；但在过程开放的复杂问题方面，中国学生与美国同龄人相比略逊一筹。2012年PISA基于计算机的问题解决能力测试结果显示，在参加的44个国家（地区）中，上海绝对排名第七，相对排名是全球倒数第二（用阅读、科学和数学测试的成绩，来预测问题解决能力的表现，预期值与实际值的差反映的就是相对排名）。2021年《自然》子刊《自然人类行为》杂志发表一项研究指出，在批判性思维能力方面，中国重点高校学生入学得分为1.612，普通高校0.741。该成绩与美国学生成绩基本相当，但在毕业时，中国重点高校毕业生的批判性思维得分为1.339，较入学时下降17%；普通高校0.234，下降68%。结果表明，历经大学四年的教育，我国学生批判性思维发展水平不增反降。2021年起，笔者所在团队与北京丰台、上海黄浦、晋中榆次、晋中灵石、浙江温州五地区连续3年针对一万余名初中学生开展追踪调查，数据显示：从2021年9月入学的初一学生，其入学时审辨思维平均分为501分（量尺分数200~800分，标准差100分），到2023年5月时后测平均分为469分，下降幅度为6.4%。以上种种数据表明，我国无论是在义务教育阶段还是高等教育阶段，均已落入“学业过剩陷阱”。

二、“学业过剩陷阱”与“颜宁之问”的联系 

“颜宁之问”看似是对学生感兴趣的科学问题的询问，实则反映的是研究者的科学创新精神、使命与担当的欠缺，而更进一步的则是对“当前教育系统是否能够培养出一流科技领军人才”的“灵魂之问”。

“颜宁之问”的本质是“学业过剩陷阱”在我国科技创新领域的重要体现。我国经济增长正从依靠投资扩张和低成本劳动力供给转向依靠原创性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这一点从二十大报告中对2035年“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的总体发展目标，以及将“教育、科技、人才”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中就可见一斑。2022年，我国成功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这预示着未来科技领军人才、拔尖创新人才及其后备力量的储备将直接决定2035年总体目标的实现进程。

但当前我国的人力资本发展严重不均衡，重复性简单劳动所需的低层次人力资本存量过剩，具有创造性和高阶思维的高层次人力资本严重匮乏。2018年PISA测试结果显示，中国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有48.4%的15岁左右学生被列入“优等生”的范围，这一比例远高于美国的12.3%。但是我国“优等生”中将来想要从事科学和工程相关工作的学生比例不足25%，远低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平均水平。2022年深圳人才集团和清华大学技术创新中心发布的《中国创新人才指数2022》中则指出，我国各城市高层次、高质量人才总量短缺，现有人才队伍尚不能满足发展需要，且创新人才在赋能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亟须进一步提高。来自不同类型调研报告的结果均表明，“学业过剩陷阱”正在持续抑制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对我国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带来“不可逆”的影响。

随着中央提出要全面提升我国人才自主培养质量、让一大批创新人才脱颖而出，近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地区出现了大量纸笔测试、学科竞赛，试图层层选拔、集中培养“拔尖人才”，这是典型的误区。用“有标准的难题”选拔出未来能够面对不确定世界、解决非常规复杂问题的创新人才，这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伪命题。事实上，推动各行各业发展的领军人物，往往并非是在中小学阶段各门学科表现优异的学生。他们更加具有科学家早期成长过程中的共性特质，比如强烈的好奇心与求知欲、能长期痴迷于某个领域且表现独特、具有独特的个性与批判性思维、具有坚毅的品质和耐挫性等。当学生在6~18岁成长的关键阶段用绝大部分时间用于应对标准化的考试，当一个国家的优质教育资源主要服务于训练超强应试能力的“考试高手”时，我们何以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三、创造力发展缺失的背后 

好奇心和兴趣是学生创造力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源泉。“心流之父”、积极心理学大师希斯赞特米哈伊历时30年对包括14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91名创新者的访谈结果显示：“如果没有强烈的好奇心和兴趣，他们便不可能长时间坚持，做出重大的新贡献。这种兴趣很少只源自智力活动，它通常根植于深层的情感，存在于令人难忘的经历中，这些经历需要某种类型的解决方案，只有通过新的艺术表达或新的理解方式才能实现。只是为了获得功名利禄的人，也许能努力前进，但很少能有足够的动机去做分外的事情，去冒险探索未知的领域。”

大量的追踪数据一再表明，学生为了取得更好的纸笔成绩，实际上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在基础读写算等学业训练上花费过长时间、学习过多内容、严重超前学习，必然缺乏在面对非常规、开放性真实世界问题时应有的沟通与合作能力、批判性思考、独立性与创新精神。

学生创造力发展缺失这一表象的背后，反映出的是整个教育生态环境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集中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问题一，评价标准“无上限”。在基础教育阶段，上至中考、高考等大型学业水平考试，下至学校期中、期末考试乃至月考和班级小测验等，结果的高低好坏，普遍依赖百分制基础上的常模参照而非标准参照，必然导致对学生学习成绩的期待“水涨船高”，形成典型的“剧场效应”和严重内卷。同时其结果导致全社会，包括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以分数高低作为评价教育质量好坏的唯一标准，对学生学业成绩的要求没有“上限”，学生不得不拼时间、拼体力，牺牲课余休息与睡眠时间。

问题二，政府权责“无约束”。“唯分数”“唯升学”的政绩观助长了整个教育系统考试文化、状元文化等不良社会风气的滋生和蔓延，过度关注考试分数、过度依赖纸笔测验、过度采用横向比较、过度聚焦尖子学生的功利化价值取向，使得一些地方政府在评价内容、评价工具、评价功能以及管理者心态等方面出现偏差。而一些地方政府在权责上缺乏必要的监管和约束，导致教育生态失调，育人环境恶性发展，长此以往导致人才培养质量下降。

问题三，学校办学“无规矩”。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课程设置实验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表明，除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外，还应开展体育、艺术、综合实践课（如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等）、地方与学校校本课程等内容。然而，不少学校并未按照“方案”要求执行，以学生基础读写算能力为主的“学业优秀”成为学校考核的硬指标，课堂教学、课后作业和课外补习以学业的重复操练为主，各种隐性排名、生源争夺导致校际关系紧张，学校畸形发展，学校办学行为不规范，课程设置“缺斤短两”，学生课外补习现象依然盛行。

问题四，学生发展“无活力”。学生发展缺乏活力主要体现在好奇心匮乏、创造力缺失和实践能力薄弱等方面。当前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创新人才的培养普遍采用“层层选拔、集中培养”模式，“学业优异”成为具有创造力的代名词，他们被早早地“层层选拔”出来进入一个特定人群环境，失去了和不同类型人群相处、沟通、合作的机会，这会严重影响这个特殊群体对普通人的共情力、同理心和正常的人际交往能力，进而影响对整个社会的认知和担当。一部分学生会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缺乏同理心的“创新人才”不会像人们期望的那样，“改变世界”“造福人类”“构建美好生活”。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让更多的青少年心怀科学梦想、树立创新志向”“要教育引导学生培养综合能力，帮助学生学会自我管理、学会同他人合作、学会过集体生活，激发好奇心、想象力，培养创新思维”。

四、如何破解“学业过剩陷阱”

“学业过剩陷阱”已成为我国教育发展的重大风险，为破解这一困局，教育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和实践工作者一方面要理清“学业过剩陷阱”中表现的突出问题，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我国当前经济、社会、教育转型发展所处的关键阶段，借鉴世界教育发达国家的经验并中国化，重点在以下四方面着力。

一是明确我国教育发展的基本矛盾，深刻意识到教育资源匮乏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教育不公平的矛盾只是外显的表层矛盾，而学生自身素养发展的不平衡才是内隐的深层矛盾。二是转变地方政府教育政绩观，通过督导强化地方党委政府责任，地方政府定期向同级人大、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社会公众报告区域中小学生创新潜能发展规划、工作进展及核销负面清单情况，主动接受问询、指导和舆论监督，围绕“学业过剩”现状形成政府督导、人大问责、社会公示的监督保障机制。三是建立防止“学业过剩陷阱”的负面清单制度，如管理部门负面清单制度、学校负面清单制度、社会教育机构负面清单制度、宣传媒体负面清单制度等。四是建立均衡且高质量的现代教育生态，如建设核心素养导向的现代教育生态、构建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学与教的文化、实施发展性评价和综合评价等。

最后，我们从美国科学政策“开山之作”《科学：无尽的前沿》中摘选一段话作结：“在人才培养的问题上，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是要营造一种环境，让我们的每一个男孩和女孩都知道，如果他们能够展现出自己的能力，他们的前途不可限量。即便后来证明他们没有取得顶级成就的必备条件，但如果他始终知道自己前面是一片没有止境的前沿，他也能够比原本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