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斌：培养人的“器识”是未来教育的第一要领

“教育”这个词，特别耐琢磨。按《说文解字》，“教”指的是“上所施下所效”，“育”指的是“养子使作善”。到了现代社会，二字如果分开来用，“教”更多强调教与学，如教书、教课、教学；“育”除了指家庭的生养哺育，还指学校阶段的培养，且侧重熏陶、化育的内涵。跟“教”比，“育”的网状而非层级的色彩更重，参与的角色也更丰富，内涵不那么容易把握得住。但是，二者是融合、统一的关系。

一、从重“教”轻“育”，到让“育”成为要领

学校教育，不同阶段、不同层次各有其定位和价值。具体到大学而言，成人、成才、成群，这“三成”是我对教育三类成果的尝试性总结。三个“成”，都是动词。

成人，指的不是年龄、生理所自然带来的成年，而是独立、成熟、责任意义上的“长大成人”，意味着人格、品格、性格走向成型，你是你自己了。成人是成才和成群的重要基础。要达成“成人”这个目标，只有“教”，没有“育”，肯定是不成的。

成才，指的是成为有用的人才，“教”在促进人成才过程中的贡献很大，其因果逻辑链条相对清晰，实现起来比较有效。但学校教育在“教”的过程中，偏重学生逻辑智能和语言智能的发展，甚至语言智能被过度逻辑化、形式化，且大学阶段往往看重专业教育，而忽视通识教育，“才”的内涵也变得狭隘起来。

再看“成群”，这是个重要的教育成果。在“成群”的过程和结果中，包含着相当重要的价值观、规范、身份认同的互动与共享，目标是让每一代人中的每一个人，不只是成长为个体的成人，还成长为共同体中有机的一员。学校中的学生是流动性的，但人走群立，这是学校教育对社会、国家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十分积极的贡献。成群这个目标的达成，更需要学校在“育”上下功夫，同侪砥砺、社群建构是一种有效的“育”的方式。

现在的学校教育，在“教”上下的功夫多，而在“育”上，学校之间、校长之间、教师之间，育人水平差异相当大。人们总是习惯于把“育”的要素放到特色指标中去，而不是评价学校、教师和教育成就的主流的、决定性指标。归根结底，育的衡量和评价缺少针对性的办法，育的投入和产出之间并不成比例，成果不够显性化，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

教，常有计划；育，却靠发挥。每当我们回忆求学经历，说“自己遇到了一个好老师”时，不只是说他课教得好，而往往强调这个老师影响了、改变了自己，这就是育。育的本质，是因人而异、因势利导。然而，在重教轻育的思路下，学校为了培养某方面的人才，最直接的办法是开一门有学分的专业课，如希望提高学生的领导力、沟通本领、批判性思维能力，就直接开出一门门直奔主题的课来。

我将此称之为学分化、课程化，是书本化、知识化的解法。但我们要的结果是学生在价值观、品格、能力等方面的提升，这无法靠学习十几章的领导力和沟通的知识、理论来实现，否则就只有“教”，而难以达到“育”的目的。

因此，未来教育要想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就必须改变目前这种“教”与“育”不平衡的状态，从而带来教育在过程与结果上的积极变化。简单地说，就是要改变教重育轻、重教轻育的格局，让“教”与“育”走向更加平衡的状态，并以“育”为要领。

二、教育的目标：培养工具还是培养全人

学校的诞生与发展已数千年，但工业革命以来的260多年里，我们正经历着从知识稀缺到器识稀缺的加速之变，也可以称之为，知识力向器识力的大变局。

我们的教育系统演化成今天的样貌，是由从饱受知识稀缺的苦日子走出来的这个路径决定的。在知识的代际传递中，“教”最有效率。刘慈欣《乡村教师》中那种专注于“两代生命体之间知识传递的个体”，何其伟大。人们总是习惯缺乏什么就更看重什么，更着急补什么，而且这种“饥饿记忆”还会沉淀到基因中，在身体中代际传递。人们常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知识分子也容易被理解为有知识的人，这都是知识的稀缺与匮乏在人的观念层面的投射。

在当代社会，虽然知识的生产效率在加速改善，但教育仍在以从知识稀缺情境遗传、继承下来的模式有效率地运行着。知识永远不会够，但在发达教育体中，高知群体持续扩大，知识特别是熟知识的边际贡献在下降，人与人之间知识掌握度所带来的区分度在降低。这一趋势对我们思考未来教育具有启发性。“未来”已来，但分布尚不均匀。到了知识摆脱匮乏、不再因其稀缺而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时候，人的器识，便更加凸显出其稀缺性了。

器识，指的是器量与见识，是判断与信仰，是格局与境界，是精神世界的丰盈与包容，是君子之道。人们经常引用菲茨杰拉德的一句话：“一个人同时保有全然相反的两种观念，还能正常行事，乃是第一流智慧的标志。”这说的就是器识。比较一下包含“器”的两个词语：君子不器，器识为先。这两个词中的“器”字的内涵，都是从“容器”的辞源演变而来，但却恰恰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教育目标—是要培养工具，还是要培养全人？

三、器识的养成：“教”是基础，“育”是关键

器识稀缺对教育的危害，典型表现如1947年梁思成先生在《半个人的世界》演讲中的一个判断和告诫。当时，梁思成呼吁文理切不要分家、不可偏废，否则培养出来的就只是“半个人”。这与我们今天说的“教”与“育”不能偏废、重视“教”不能忽视“育”具有内在一致性。

学校教出来的学生如果有知识、缺器识，就很难成长为人才，更谈不上成为人物了。人物是能让一个地区、一个行业、一家组织的命运因为他（和他团结鼓舞起来的人）而全然不同（make a difference）的人。有人用“有知无识”来概括类似的看法，即有知识而无见识、无胆识，有知识而缺器识。

器识要摆脱稀缺状态，需要社会形成一个基本认识，即器识不该是少数人的专属、贵族化的东西，而要成为未来普通工作者的基本特征。

器识的修炼养成，“教”是基础，“育”是关键，如果只注重“教”，是达不成器识目标的。

作为校长、院长，即使做的是行政管理工作，看似离开了教室和讲台，其实，“课”他们还在教，且内容和范围要更大—他们是在教一门十分重要的通选必修课，这就是他们的言行及其示范作用。这是门重要的隐性课程，育人价值很大，并且不仅仅面向在校生开设，校友和社会公众都是这门隐性课程的学习者。同时，学校的日常管理工作也在以隐性课程的形式育人，学校如何对待那些基层职员、如何看待不同意见、如何尊重传统并推陈出新，学生不仅看在眼里，而且走心动脑，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同样是在育人，我们也可称之为“不教而教”。

“不教而教”有多重内涵。第一层内涵，强调少说教、重熏陶，更在意学习者的接受。第二层内涵，可以理解为现在教的目的是为了将来不用教。第三层内涵，强调的还是不教，注重学生的主体作用发挥下的自我教、相互教，这样才能让学生进入“愤”“悱”的状态，才给了师之“启”和“发”以可能。这也提醒我们，应避免陷入过度教，内容讲得太清楚完备反而抑制了学生好奇心、创造力的发展，不利于其内生学习动力的激发。第四层内涵，可理解为随着学生年龄渐长，教师、父母亲要学会放手，爱和关心可以有，但不要轻易插手、上手、代劳、代脑，这对学生成人、成才、成群至关重要。教与学既有机统一却又充满矛盾，教得过多，学的主体性、积极性、创造力就会受到抑制。这对家庭教育来说同样如此，父母名为“仅供参考”的意见过于强大，子女的摸索、尝试的勇气也会受到抑制。对学生来说，摸索有摸索的独特价值，那种缺少经验、没有把握的心理状态、行为特征中，蕴含着真正的成长。

“育”，对教师而言责无旁贷。教师不仅教授知识，也传递着融于内容之中、超越内容之上的价值观、视野、品味、追求，这是极为重要的器识熏陶之“育”。除了学科课程，还有越来越多的育的内容，需要受过专门训练甚至专业认证的导师、顾问、教练等参与其中。需要强调的是，在此过程中，学习者是主动的，导师的角色应是启蒙者和良师益友，其在学习中的作用在于适时地提出关键性问题，引导学生不断探索、解决问题，而不是代替学生，更不是学生命运的主人。

此外，快速发展的技术也应该在“育”的方面提供恰当的帮助、辅助。例如：在领导力领域有一个重要概念叫“熔炉时刻”，指的是人们面临的一些巨大考验或者离开舒适区带来的恐惧和挑战等，人在经历“熔炉时刻”并找到或创建意义、取得关键性突破时，会迎来能力上的升华。胜任能带来贡献与愉快，但只有经历了“熔炉时刻”才能成长。我们既要认识到熔炉的价值，也要看到它在现实中的成本、代价。这样的一个宝贵成长过程，在未来可以借助一种沉浸式的技术把人们“本质安全地”带入高拟真情景，以熔炉亲体验的方式和类似成长失重器的设计，促进个体领导力（以及伦理知觉与决断等许多“器识”）的提升。也就是说，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不该只用在知识传授上，而要更有意识地支持学生的体验，促进学生的成长。未来教育，不是未来教学，技术辅助和服务的对象应该是前者。

四、器识为先：让人不机器化、不异化的要领

“育”，是未来教育的要领，这也给我们思考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提了个醒。真正的智能教育，绝不是智能教学或者智能化的知识点搜获答问程序。在人的器识培养方面，人工智能是无法替代教师的优势的。这也是我所强调的，教育要想面向未来，就要更加回归本来。这个“本来”，指的是器识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性，以及其所体现的“教”与“育”的完整与平衡。

未来，日新月异的科技会对教育带来怎样的挑战？AlphaGo的胜利，奇点理论的热议，着实让学生和他们的父母焦虑起来。其实，机器答对的考题多，只不过说明考卷考查的仍是知识而非器识。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说过，他并不担心机器变得像人，更担心的是人变得像机器。

要让人不机器化、不异化的要领同样是：器识为先。未来，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发挥自己的领导力，但领导力不是运算速度更快、算法更精妙、占有数据量更大的极值优化程序。有句话说得好，多数人因为看得见而相信，极少数人因为相信故能看得见。这里的“看得见”不是通过逻辑严密的思维推导而来的，而是因相信、凭器识所致，这是依靠逻辑、基于证据的算法智能所无法替代的。

《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作者弗里德曼曾说：“我和我女儿这一代在毕业时所得到的赠言勉励是很不一样的。我们这一代人得到的赠言经常是‘找一份工作（find a job）’，而我女儿她们这一代毕业时被社会寄予期望去‘定义一份工作（define a job）’。”

诚然，在不远的未来，我们就得靠器识去开创以前根本不存在的工作（并营造一种让人更像人而非让人变得更像机器的工作环境），升华那些无法用最聪明的计算机取代的工作，丰富那些人性本质深深嵌入其中，无法被简化为算法、异化为机器的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们会更加看重并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同理心、人性本质、情感联系和人文关怀，这些是人类能做得好而算法、机器人、应用程序所做不到的。

所以，如果问“什么才是未来教育的要领”，我的回答是—有温度的“育”，育出人的“器识”，这是教育的本来，也会支撑起教育的未来，并塑造和决定着人类的未来。

（作者：杨斌，清华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领导力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