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国睿：新时代基础教育治理与学校活力激发

基础教育治理的核心是激发学校发展活力，立德树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健康发展、持续发展。这种活力的激发，是通过分权、授权、赋权等一系列教育管理权责配置行为以及多元主体参与机制，理顺中小学内外部各种关系，激发各利益相关者参与教育事务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来实现的。2020年9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中小学办学活力的若干意见》印发，阐述了基础教育学校治理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愿景，其中内隐着基础教育学校治理的实践逻辑，即处理好学校外部关系与学校内部关系，前者关乎学校发展的保障与促进，后者关乎学校改革发展动力的激发与维持。具体而言，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1.不断优化学校外部制度环境，调动一切有利于学校发展的社会力量，助推学校自主发展、健康发展、持续发展。这首先表现为深化政府-学校关系变革，重心在于“深化教育‘放管服’改革”，这就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在进一步厘清政府、学校、社会的教育责任基础上，加大“放”权力度，各级党委、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教育行政机关内部打破部门壁垒，稳步地、持续地放权、授权、赋权给学校，应放尽放，保证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保障和落实学校办学主体地位；进一步变革政府对基础教育学校的管理方式，“完善宏观管理”，依法依规明确党委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对学校的宏观管理责任，加强标准建设，以标准引领学校发展、规范学校办学行为；进一步转变政府教育管理职能，由“监管”转向“服务”，强化政府主动为中小学服务的功能，为激发学校办学活力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与支持。其次表现为深化学校-社会关系变革，不断变革、创新和完善社会组织参与教育的制度框架，完善基础教育学校系统开放的体制机制，吸引各类社会组织、家庭、社区发挥自身优势，主动参与教育，促进学校教育与社会系统各要素的融通，形成以基础教育学校为中心、促进学校发展的“共同体”。

2.完善学校制度与内部治理结构，建立健全民主决策、协商共治的学校治理机制，形成教师乐教、学生乐学，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学校教育生态。相对于政府的放权、授权、赋权，对于作为治理主体的学校而言，就意味着在“受权”的同时“用”好学校“自主办学权”“自主发展权”，而学校在“治理”意义上的“用”权，就意味着学校各类利益主体的多元参与、共同治理。这就需要通过学校章程的制定与完善厘清不同利益主体、不同职能的组织参与不同学校公共事务的权责及相互关系；需要积极培育广大教职工的主人翁责任感，激发不同教育利益主体参与学校事务的热情与激情，树立参与管理、协商管理、民主管理、共同管理的意识，形成基于共同教育情怀、共享教育权益的学校教育共同体；需要建立与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体系，从组织与制度规范上激励、促进、保障不同利益主体能够各自发挥自身的优势，积极地、主动地、创造性参与学校事务的共同管理；需要建立与完善多元主体参与的教育决策机制，建立与完善学校协商民主机制，使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能够得到充分表达，并使相关决策尽可能体现共同利益和多数利益主体的群体利益；需要尊重学生的发展权，关心学生的学习与成长发展需求，在学校关乎学生成长发展的重大问题的改革上，倾听不同学生的声音，使学校治理真正体现“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教育目的。

3.积极探索应对智能技术挑战的学校治理新动能。从根本上讲，学校治理变革是优化学校教育中的“生产关系”，其目的在于促进学校中的“生产力”的提高——学生的全面发展、健康发展、持续发展以及为学生发展服务的直接教学的实践与改革。而当这种直接的教与学的过程发生变革时，这种“生产关系”就又需要发生实质性变革。走向智能教育的教育变革尚充满着种种不确定性：正在建设和迭代改进的数字学习平台，正提供不只是与课程相匹配的高质量教育资源，这些数字教育资源的可访问性、免费、开放、共享，对不同语言和多样性学习方法的尊重和关照，将满足不同群体的多样化教育需求，使学校教育的资源优势正日益消解；基于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元宇宙技术的虚拟实验学习场景的建立与应用，不仅重新定义学习空间的内涵与处延，更使教育与学习的情景性、交互性、体验性不断增强，帮助学生体验并探究复杂的实验过程及其原理，AIGC技术与虚拟数字人的进一步融合，将使更加智能化、拟人化的虚拟数字教师助理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学校教育场景……基于此情此景的学校教育治理，不仅需要加强人工智能的伦理、法律、制度、政策建设，规范人工智能技术在学校教育场景的合伦理的应用，更需要加强学校教育的数字治理、智能治理，促进基础教育学校的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发展，以智能技术的“新引擎”释放“新动能”，赋能学习与教育，推动学校教育变革与发展，而这一切，都亟待从理论与实践上积极探索和应对。

（作者：范国睿，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