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洪宇：“生活·实践”教育助力中国教育改革

导读：《大学》编辑部专访陶行知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周洪宇教授，沿着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理念的衍生脉络，从落实与推进“生活·实践”教育理念的实践意义与路径出发，探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国教育的改革进路。

周洪宇，现任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二级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华中师大陶行知国际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现为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在《教育研究》《历史研究》《中国教育学刊》等学术杂志发表论文300余篇，出版《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文化》《陶行知大传》《陶行知年谱长编》等30余部中英文专著，主编《陶行知全集（新编本）》14卷、《陶行知学文库丛书》（第一辑）10册等，获得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和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2017年入选“当代教育名家”。

1.生活教育：陶行知的理念传承

大学：

您是蜚声海外的陶行知研究领域大家，研究陶行知先生四十余载，曾经撰写《陶行知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建立陶行知学》等文章，可否谈谈陶行知对您教育理念体系的形成有何影响和启发？

周洪宇：

好的，感谢你的肯定和提问。

回首陶行知的一生，我将这位文化巨人一生的活动和事迹划分为“生活世界”“精神世界”“创造世界”“接受世界”四大部分。我认为，从这四方面去考察陶行知在近现代中国的实践与贡献，探讨这位伟人的日常生活、精神追求、实践创造和作用影响，追慕其人、其言、其行，不但可以进一步拓宽陶行知研究的视阈，而且有助于人们深入学习和借鉴先贤，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走近陶行知的“生活世界”。陶行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人”的范本。陶行知的人生志向明显受时代环境震荡的影响，发生过四次重大的转变——医学救国、文学救国、政治救国、教育救国。正是这样的成长路径，铸就了他为中国教育普及坚定踏实而不懈努力的精神品格，令其逐步具备了超人的能力，作出了非凡的贡献。

走近陶行知的“精神世界”。可以发现，陶行知思想学说的形成过程也是时代进程的缩影，反映了近现代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一直在中西文化之间摇摆与取舍。

走近陶行知的“创造世界”。陶行知的创造世界是酝酿于生活世界之中，建立在精神世界之上的人生境界。他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化巨人，关键的标志就在于其能够创造性地在文化教育领域作出突出贡献并创造出新的理论，通过自己在文化理论与实践中的创造性成就来构筑创造世界。

走近陶行知的“接受世界”。陶行知在国内外拥有广阔的接受与研究受众，从接受学的角度看，这些构成陶行知的接受世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学说，既符合世界现代教育潮流的教育思想，又是针对中国国情提出的普及教育行动指南。正因为陶行知教育思想具有实践性、科学性和创造性，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陶行知的接受世界一直兴盛不衰，硕果累累，繁荣兴旺。

陶行知强调生活与教育的关系，认为生活决定教育，教育也可以改造生活。这些教育理念深刻地影响了我后来的教育探索，成为我学术研究的基础，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学说也是“生活·实践”教育的重要理论渊源。

大学：

您呼吁并建立了“陶行知学”，可否谈谈您建立“陶行知学”的初衷及推进的相关工作？

周洪宇：

1982年1月，我从历史系本科毕业，留校工作被分到了教育科学研究所。我很幸运，个人的学术生涯就是从研究陶行知——这位中国近现代史上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与教师楷模起步的。由此，对陶行知的研究成为我的学术重点，并以陶行知为中心向外扩展，将目光投向整个教育家集体与中外教育史。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具有中国特色、植根于中华大地的教育理论一直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因此，我呼吁学界建立“陶行知学”。建立“陶行知学”是当代社会发展和教育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文化自信与教育强国的真切表达，更是解决当前教育问题的有效途径。“陶行知学”是一门以陶行知的家世家庭、个人生平、事业贡献、思想学说、人格精神、历史作用和国际影响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涉及陶行知本人及其所处的时代环境、所经历的重要活动和重要事件以及所交往的重要人物等，重点是研究陶行知的精神文化世界，并对陶行知的历史价值及其局限进行历史反思。就其性质而言，它有应用研究的一面，但主要还是基础研究。换句话说，就是以基础研究为主、应用研究为辅的专门学问。

1988年，我在董宝良教授指导下完成国内第一篇陶行知研究教育学硕士论文，1988年至1991年又跟随章开沅先生继续进行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文化的研究，完成国内第一篇陶行知研究历史学博士论文。由此，陶行知研究成为我的学术根据地，并在此基础上由单个教育家研究向教育家群体研究进而向中外教育史整体研究拓展。

在陶行知研究领域，除了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在1984年至1992年间出版的8卷本《陶行知全集》，我们华中师大陶行知研究团队还出版了覆盖陶行知生平、事业、思想、人格、年谱传记以及国内外研究各方面与层面的《陶行知教育学说》《陶行知 生活教育学说》《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文化》《人民之子 陶行知》《陶行知研究在海外》《全球视野下的陶行知研究》（8卷本）、《陶行知年谱长编》（4 卷本）Changing the World through Education:the Life of Tao Xingzhi, Life Education—Selected Readings of Tao Xingzhi's English Works 等近30种中英文研究成果，华中师大陶行知研究已经从桂子山走向世界，促使其成为研究的“显学”，陶行知国际研究中心也成为国内外陶行知研究的重要基地。

大学：

陶行知先生倡导“生活教育”，去年您与博士刘大伟合作撰写了《陶行知年谱长编》，您认为当代应如何践行陶行知先生的教育观点？

周洪宇：

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的三大原理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因此，当代践行陶行知先生的教育观点也应从这三点入手。

首先，“生活即教育”有三层含义，一是“生活含有教育的意义”，学生的日常生活也有教育的意义，因此要重视观察学生的一言一行，不仅在课堂上要关注学生，课下也应该注意学生的生活。二是“教育以生活为中心”，而不应该是以课堂和书本为中心。陶行知反对传统机械的教育模式，他认为教育的内容应该来自生活，生活处处是教育。三是生活与教育的关系，即生活决定教育，教育改造生活。陶行知认为教育应该来源于生活，因此说生活决定教育，同时教育也会影响改造生活，这是教育特殊的反作用。教师要充分理解教育与生活的三层含义，真正用到教育实际中。

其次，“社会即学校”也有三层含义，一是“社会含有学校的意味”，简单理解就是社会本身就是一所大学校，每位学生都是社会中的人。既然社会生活决定教育，教育的内容也来源于生活，那么整个社会都是一所学校也就不难理解了。二是“学校含有社会的意味”，学校要随时了解社会的需要，时刻与社会接轨，了解社会对于人才培养提出的要求。此外，教育内容也要与社会相连，要与学生的实际相结合，使教育发挥出最大作用。三是从学校与社会的关系来看，学校与社会不可脱节，二者是相互影响的。社会发展的情况也影响着学校发展的质量，比如20世纪初的中国战火不断，教育发展一度停滞，学生失学率非常高，就连各种高等学校也不得不停办。学校的发展也深刻影响着社会变革，学校高速发展培养一大批优质人才，这些人才会服务、推动、促进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最后，“教学做合一”也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而定，学的方法根据做的方法而定，教与学都应以做为中心。教与学的最终目的是做，指导学生“做”才是教与学的最终归宿。二是教学做是一个整体，不是分开的。要把教学做看成一个整体连贯的方法去看待，不可割裂三者的关系。三是要“在劳力上劳心”，教学做中的“做”不是简单的体力劳动，它要求学生“在劳力上劳心”，即手脑并用。因此，当下教育工作者应充分思考“教学做合一”的含义，将其优秀的部分运用到教育实践中。

2.“生活·实践”教育：生活教育的嬗变与升华

大学：

您在过往研究中屡次强调“生活·实践”教育，您认为应如何理解“生活·实践”教育？“生活·实践”教育与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念相比有哪些传承和发展？

周洪宇：

从概念上说，“生活·实践”教育是以生活为中心，以实践为方式的教育；是以生活为内容、实践为路径的教育；是指源于生活与实践的教育，是通过生活与实践来实施的教育，为了生活与实践的教育。“生活·实践”教育以马克思实践哲学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教育理论为理论基础，以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学说为理论渊源。理解“生活·实践”教育就要从生活与实践两方面来解读。

首先看“生活”，“生活”这部分主要来源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学说，这里的“生活”概念极为广阔，包括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教育不能脱离社会生活，它应该比其他社会活动更加关注个体生活，以个体生活为源头，关注每个人的生活世界以及生活中人们的各种活动与思考，挖掘生活中的教育因素，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生活，更好地进行生活。再来看“实践”这部分，马克思的实践论是“生活·实践”教育的重要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就是实践，马克思主义的鲜明品格也是实践。教育活动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对于教育真理性的认识必须从实践中获得，同样，在实践中获得的教育理论也能进一步指导教育实践，丰富与发展固有的教育理论。

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念是“生活·实践”教育的重要理论渊源，“生活·实践”教育在继承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念精华的同时，也结合其他科学理论观点与实践进行了创新。“生活·实践”教育将“三大原理”创新发展为“生活即学习”“生命即成长”“生存即共进”“世界即课堂”“实践即教学”“创新即未来”六个理论，并将其“生活力、自动力、创造力”的“三力论”创新发展为“生活力、实践力、学习力、自主力、合作力、创造力”的“六力论”。

我和华中师大陶行知研究团队经过18年的探索改革，将生活教育发展为“生活·实践”教育。2020年9月，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成立了“生活·实践”教育专业委员会，我是“生活·实践”教育专业委员会的发起人、理事长。“生活·实践”教育专委会吸纳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单位、朋友，比如南京晓庄学院，我们都在一起进行“生活·实践”教育研究。“生活·实践”教育专委会主要开展“生活·实践”教育理论研究、“生活·实践”教育实验探索、“生活·实践”教育办学指导、“生活·实践”教育评价等活动，既是为了推进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也是为了推动陶行知研究的实践与创新。

大学：

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榆林考察时指出，孩子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您认为，如何在“生活·实践”教育中落实这一育人理念？

周洪宇：片

我国的教育目的简单来说就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生活· 实践”教育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做出了两方面的努力。

一是“生活·实践”教育关注每一位学生发展的每个方面。陶行知先生在生活教育理念中指出教育要关注每位学生，但是，随着学生数量的增加，问题也随之增多，最大的问题就是应试教育与唯分数论的盛行。“生活·实践”教育就指出要改进传统教育模式，关注学生发展的每个方面，充分把握“六大原理”“六力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二是“生活·实践”教育关注每位学生的个体差异。“生活·实践”教育关注的是每位学生，而不是某一个学生的生活，力求根据每位学生的生活进行独具特色且适合学生个体的实践。我国是一个多民族融合发展的国家，各民族独具特色的优秀文化共同构成了璀璨的中华文明，同样的，每位独具个性的学生是教育所服务的对象，培养每个学生的独特能力，是教育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生活·实践”教育所不断追求的目标。

大学：

2022年9月27日，教育部举办了“教育这十年”“1+1”系列发布会，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成效做了报告。您认为，当前应如何在“生活·实践”教育理念指导下推进我国教育改革？

周洪宇：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教育放在科技和人才之前，更加凸显教育的基础性作用。实际上，科技、人才、创新都与教育密切相关。实现强国目标，科技是实力，人才是保障，教育是根本。

首先要加强理论研究，注重理论发展的创新转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教育发展的新论断。对于一些重要教育改革文件，如《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要研究其文件内涵与“生活·实践”教育理念的相通处，使“生活·实践”教育能更好地指导我国的教育改革。与此同时，“生活·实践”教育的核心理念与整体框架已经基本形成，但是“生活·实践”教育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该理论也在面向学生、面向实践过程中不断地发展与扩充。

其次要推动“生活·实践”教育理念融入实践，打造一批践行“生活·实践”教育理念的样板学校。第一，在“生活·实践”教育理论“六大原理”的指导下推动教育改革。“六大原理”关注学生个体的生活、生命、生存，同时也关注整个世界的实践与创新。这为学生的发展提供了整体思路，即不仅要利用各种教育方式，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更要将学生的全面发展置于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中，使学生的发展能够适应世界之变化，使学生的能力在新世界有用武之地。教育不是为了培养“书呆子”，而是为了培养能够适应时代变化且在改造世界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时代先锋。我国当今教育改革所提倡的“素质教育”“核心素养”等关键词也正是体现了这一点。第二，在“生活·实践”教育理论“六力论”的指导下推动课程改革。“生活·实践”教育理论中的“六力论”即生活力、实践力、学习力、自主力、合作力、创造力，“六力”就是21世纪最重要的六项关键能力，要贯彻落实新课改，提倡进入基础教育领域去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或者关键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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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婧,温昕.坚守与开拓:四十余年致力于建构”陶行知学”——访陶行知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周洪宇教授[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2(05):5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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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婧,温昕.四十年的学术坚守与传承创新——访《陶行知年谱长编》撰著者周洪宇教授[J].教育史研究,2022,4(03):181-189.

[5]孙冰.中国工程院院士苏东林:让教育、科技、人才形成“系统性硬实力”[J].中国经济周刊,2022(20):96-97.